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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是在行政学院的值房里读完白鹿洞那篇檄文的。
他没有读完第二遍,读到一半就放下了,起身去隔壁敲了张绍平的门。张绍平正在翻一本旧县志,抬头看见史可法手里卷着那张报纸,问了一句:你也看了?看了。史可法走进来,把那卷报纸放在桌上,这篇文章,我们有话要说。
崇实派此前一直保持着相对克制的姿态。论坛上也好,报纸讨论中也好,他们的发言多半以回应具体问题为主,很少以整体立场的方式正面发声。白鹿洞那篇檄文的核心论点之一——格物为末——直接否定了崇实派的根本前提。史可法当天晚上在值房里坐了两个时辰,起草了一份回应,第二天一早拿去给张绍平和另几位同僚看,几个人就着初稿讨论了一个上午,改了三处措辞。
定稿的标题是:《实务即大道,非小道也》。
正文开篇第一段写得比钱谦益的任何文章都直白,没有铺垫和过渡:白鹿洞檄文言重术轻道,谓实务为末流,经义为正途。此说看似崇道,实则窄道。道在何处?在天理、在人伦、在社稷。请问:治水之道算不算道?开渠之道算不算道?通商之道算不算道?若治水、开渠、通商皆为小道,则国计民生皆属末节,那天下之事还有多少算得上?天下之事,非先有道而后有实务,实乃道在实务之中——无实务之道,只是悬在半空的道理;有实务而无道,则失其方向。但若舍弃实务而单守一道,那道便如同画在纸上的路径,终不能让人真正走出一段路来。
文章继续往下写:钱先生言一体两面,周大人言经义为体、格物为用,白鹿洞言重术轻道。三家各有其说,各有所取。然仆以为,三者皆未触及最要紧的一层——道与实务本非两物,道不在实务之外,而在实务之中。无实务,道无所依;无道,实务则不知何往。两者本为一体,何来先后、何来主次、何来轻重?若执意分体用、定次序,则不仅实务之人不得其门而入,持道之人亦将因无实务可附而日渐空疏。
他在两个字后面加了一句注脚:读经而不治事,与治事而不读经,其失相等。
稿子定稿之后,当天下午就被送到了《京华简报》印坊。管事接过来看了一眼标题——实务即大道,非小道也,又翻了一下署名,看到崇实派同人五个字。他想了想,对排版的伙计说:放在争鸣版,排在白鹿洞那篇转载的后面。伙计问:排在同一期?管事说:排在同一期。让他们各自读各自的,各自的读者各自去看。
文章刊出之后的当天,京城各大茶楼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把文章通篇读完、放下、然后对旁边的人说这话说得太满了;另一种是读完同一篇文章、放下、然后对旁边的人说这话早该有人说了。两种看法互不相让,但都没有反驳文章本身的具体论点,而是在评价话说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
一位在茶馆里读到这篇文章的老塾师当天下午没有去上课。他坐在茶馆里把那篇文章重新读了三遍,然后借了掌柜的笔,在报纸边角写了一行批注:道在事中,事在道中。此论可成一说。他把那行批注留在报纸上,没有署名,也没有带走那份报纸。掌柜的收桌时看见了那行字,没有擦掉,把报纸折好压在了柜台底下。茶楼的其他顾客离开时,有人顺手翻了一下柜台上的旧报纸,看到了角落里的批注。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那行字也看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放回了原处,像是某个尚未确定归属的观点正在被不同的人依次阅读,等待它在某次翻阅后找到一个可以落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