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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二月初二,东京。
年关过后,春寒料峭。
围城留下的痕迹在城墙上看得到——豁口的夯土颜色比旧墙浅,新换的城砖在灰色的天光下泛着青白,安肃门外瓮城被烧裂后重砌的石板缝隙里还嵌着没扫净的炭灰。
但城里的生活正在缓慢地恢复它本来的节奏。
南门大街上的店铺开了一半,没开的那些门板上还贴着去年的封条,封条上的墨迹被雨水洇得模糊了日期。
御街两侧的槐树开始冒芽,嫩绿的芽尖从灰褐色的树皮里钻出来,在风中轻轻颤动,像是在试探这个春天还靠不靠得住。
甜水巷的井台上又有了排队打水的人。
清风楼茶馆的布帘子换成了新门板——不是原来那块嵌在城墙里的老门板,是孙老板用旧货市场上淘来的几块松木拼的,木板长短不齐,缝隙用碎布塞着,关不严实,但总比挂帘子强。
他还在门板上贴了一张新福字,福字的最后一笔被他拖得很长,像是要把去年的晦气一笔勾销。
孙老板说,等明年开春攒够了钱再换块好门板。
徐峰的日常也恢复了围城前的节奏。
每天早上从住处走到枢密院,沿途经过南门大街、御街和相国寺前的粥棚,偶尔在清风楼喝一碗碎茶末子泡的姜茶,偶尔在卖枣糕的老妇人摊前买两块枣糕,一块当场吃了,一块用油纸包好塞在袖子里留到下午。
围城之前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将近两年,每一步踩在哪块石板上都烂熟于心。
围城之后他仍然在走同样的路,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不是路不一样,是走在路上的人不一样。
他看到街上的行人会不自觉地判断他们在那五十五天里失去了谁:这个妇人的丈夫大概死在了安肃门,因为她穿了一双白布鞋,鞋面上缝了一道黑线;那个老头的儿子大概还活着,因为他在茶馆里和人下棋时嗓门还是很大,落子时的动作还是和围城前一样利索。
他在围城期间回避过这些人——甜水巷铁匠的妻子、南门大街上卖枣糕的老妇人、清风楼的孙老板、相国寺前的扫地老僧。
围城结束后他已经逐一面对过了。
他给铁匠的妻子送过抚恤银,在老妇人的摊前接过她硬塞过来的枣糕,在清风楼喝了围城后第一碗碎茶末子。
扫地老僧那里他去得更早——围城结束后第三天,他在相国寺前的石阶上坐了一个早晨,看着老僧用那把新扫帚一下接一下地扫地。
老僧说新扫帚不如旧的好用,竹枝太硬,扫不干净石缝里的灰。徐峰说那就多用几天。老僧点了点头,继续扫。
但有一件事一直搁在他心里,迟迟没有去做。
存问。
围城结束后,赵构下了一道诏令:朝廷派员走访所有阵亡将士的家属,一户一户地上门,鞠个躬,说一声朝廷记得。这道差事派给了枢密院,枢密院转给了徐峰。
他从正月开始跑,连续跑了十几天,每天从早跑到晚,靴底磨薄了一层,裘袍上沾满了各家的香灰和纸钱灰,存问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被他勾掉。
大部分家属并不知道徐峰是谁——他们只知道这个穿青袍的文官是朝廷派来的,态度很好,话不多,鞠的躬很标准,腰弯得低,头低得久。
他每进一户人家,都会在门前先把衣冠整理齐整,把袖口的褶皱扯平,把帽子扶正,再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双手垂在身侧——不做记录,不拿笔。
然后站在门槛外,对着灵位鞠一个很慢的躬,直起身来,用平静的语气说一声“朝廷记得你家人”。
他没有说“节哀”,没有说“大宋不会忘记你们”,因为这些话说得太多了,在每一户人家都说得一模一样,说多了就轻了。
但存问名册上最后还剩一个人家,他一直拖着没去。
今天他决定去了。
他把最后一份未完成的存问名册从档案架上取下来,在“赵石头”这个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
然后把名册卷起来放进袖袋里,整理了一下衣冠,推门走了出去。
赵石头的姑母住在南薰门外一条废弃的巷子里。
那条巷子在靖康年间被金军烧过,大半房屋没有屋顶,土墙被雨水冲刷出了道道沟壑,沟壑里长出了青苔,在春寒中泛着不正常的翠绿色。
巷口堆着围城期间从城墙上拆下来的破门板和碎城砖,门板上的箭孔被风吹日晒了几个月,边缘已经朽烂了。
几个半大孩子在废墟里翻捡围城时留下的箭杆和铁蒺藜碎片,铁蒺藜的尖刺已经被砸弯了,他们把碎片收集起来卖给城东铁匠铺——甜水巷那家铺子虽然铁匠死了,但他妻子把铺子盘给了他的师弟,炉子又烧起来了。
孩子们看到徐峰走进巷子,先是警惕地停下来打量他,然后继续低头刨瓦砾。
他们对穿官服的文官已经见怪不怪了——围城后这两个月,总有官差来废墟里登记户口、丈量地基、发放救济粮。
官差来了一批又一批,废墟还是废墟。
徐峰敲开了巷尾那扇破旧的木门。
门板是临时拼凑的——几块被烟熏黑的松木板用铁钉钉在一起,铁钉是弯的,不是铁匠打的,大概是从废墟里捡来的旧钉。
门板上没有贴门神,没有贴福字,只有几道刀痕——可能是围城时被金军的刀砍的,也可能是更早。
开门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