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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担大型舰船改造。”
“民用还是军用?”
“合同不会要求你接触不合法的项目。”
“这不是回答。”
“这是我现在能给的答案。”
“设计室有多独立?”
“技术决策不受行政人员随意干预。”
“团队由谁选?”
“总设计师。”
伊万呼吸微沉。
“总设计师是谁?”
“尚未确定。”
“你们想让我做?”
“你能做施工协调和动力系统记录,但你清楚,自己不是最合适的总设计师。”
伊万没有恼怒。
因为这是事实。
他能看懂科尔申的判断。
能把那些简短、尖锐,甚至没有解释的命令,转化成工程方案。
可让他统筹一艘航母,他还差得太远。
伊万问:“你们需要多少人?”
“由总设计师决定。”
“预算呢?”
“足够完成项目。”
“你拿什么证明?”
“你妻子的手术,只是最小的一笔支出。”
伊万看向桌面的零元账单。
这句话没有炫耀。
只是陈述。
也比任何商业宣传都更有力量。
一个连候选顾问家属的手术都能提前安排,并且不附加债务的投资方,不缺钱。
真正缺的,是人。
伊万问:“五年合同可以写进法律文件?”
“可以。”
“医疗、住房和家属安置呢?”
“全部写清。”
“原有团队的出境费用?”
“项目承担。”
“如果项目中止?”
“按合同支付补偿。”
“如果投资方更换管理层?”
“合同继续有效。”
“如果总设计师拒绝行政指令?”
“只要技术判断有完整依据,他拥有否决权。”
伊万的手停住。
“真正的否决权?”
“写入项目章程。”
“船东会同意?”
“船东需要的是一艘能下水的船,不是一群会点头的人。”
伊万闭上眼。
南港的船坞再次出现在脑海里。
停转的设备。
空掉的工位。
拖欠半年的工资。
还有每周仍去检查封存设施的科尔申。
伊万低声道:“我可以去。”
“条件。”
“我要先看船厂。”
“可以。”
“看项目预算。”
“可以。”
“看设计权限文件。”
“可以。”
“还要见真正负责的人。”
“可以。”
伊万睁开眼。
“我来。”
电话另一端没有喜悦。
“决定了?”
“决定了。”
“因为手术?”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南港已经没有未来。”
伊万拿起顾问合同,翻到空白的签字栏。
“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说。”
“如果你们真的在改造那艘船,我要带上科尔申。”
线路陷入死寂。
林渊没有确认。
也没有否认。
伊万等了几秒,声音更沉。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艘。”
“知道。”
“她是不是在你们手里?”
“这个问题,我现在不会回答。”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不需要相信我。”
“我只相信船。”
“所以等你看见,再做最终决定。”
伊万压低声音。
“科尔申不会因为一份合同离开。”
“我知道。”
“他也不会因为高薪离开。”
“我知道。”
“他需要确认,那不是西洲人的拆解项目。”
“对。”
“他需要总设计师权限。”
“可以谈。”
“还需要原班人马。”
“名单由他提。”
伊万猛然抬头。
这些回答,太快。
快得不像临时承诺。
更像早已为某个人准备好的条件。
他盯着电话,声音发紧。
“你们等他多久了?”
“比你想象得久。”
“为什么不直接找他?”
“因为有人在等接触者出现。”
“猎鹰?”
林渊没有回答这个名字。
“你回南港以后,不要携带文件,不要传递项目资料,也不要替任何人作保证。”
“那我做什么?”
“说一句话。”
“什么话?”
林渊拿起科尔申站在空船坞前的照片。
背面的俄文,被灯光照得清晰。
也许在我死前,还能看到她下水。
这是一个老人写给自己的话。
现在,该有人回答了。
林渊声音没有一丝起伏。
“告诉科尔申,有人愿意让他看到她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