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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纸条展开后，营中一名归兵认出自家村落的画法。他的妻儿住在那里。
六十四人被分成八组安置，每组住不同帐棚，却共用一处医棚。守将担心他们传递口供，沈令仪反问，若连伤者互相照料都不许，临时营与俘虏营还有什么区别。最终只隔开正式问话，不隔开吃饭与治伤。
第一轮陈述最混乱。有人把十年前的月份记错，有人仍用草原历法，有人称主将投降时自己在南坡，另一人却说投降发生在北谷。兵部书吏连圈几十处矛盾，几乎认定整队冒充。
裴砚舟把战场旧图铺开，才发现所谓南坡与北谷是同一片地。边军从关内看叫北谷，关外牧民从河边看叫南坡。归兵在外生活多年，已经换了一套指认世界的方向。用关内唯一的词去考他们，只会把真实生活判成谎话。
不会写汉字的三人要求用牧符作答。译者把牧符翻成日期时相差一天，原因是草原以日落换日。记录表因此同时保留原符和译文，不准只留一个看似整齐的汉字版本。
顾川的供述正是在这些不整齐中显得可疑。他回答每一个问题都使用兵部标准词，连已经废止八年的营号也丝毫不错。真正经历过的人会忘、会混、会用后来生活覆盖早年词语；背过军册的人才会如此干净。
他承认收钱以后，仍说自己只是带名册进城，不知曹家要做什么。鞋底纸却不仅列住址，还标出哪户有几匹马、哪家欠盐商银。这些不是办理军功需要的信息，而是一张完整的控制图。
归兵中一名老者认出纸上自己的村落，第一反应是夺纸。守卫按住他时，其余人立刻围上来，临时营险些动乱。沈令仪当众把纸折起，只读出已经确认泄露的编号，不念住址，并让每户派一人见证封存。
“你们会把它带去京城吗？”有人问。
“是否保留，先由涉及的家庭决定。顾川案需要证明他携带过什么，但不一定要让每个办案人看见全部内容。”
这不是他们预料的回答。过去名册一旦入官，便仿佛天然属于官府。六十四人第一次被告知，证物里有关自己的部分仍可以提出处理意见。
当夜有人试图割开营帐逃走。巡兵抓住后发现，那人不是细作，只是急着赶回关外通知妻儿。纸上的名单让他明白，回归故土的消息比自己先一步找到了另一个家。
六十四人没有同时进城。他们在箭程之外卸刀列坐，只派一名老人带空军牌上前。老人说若城门不认，他们会原路返回，不抢粮，也不闯关。守将反而更紧张，因为一支能在饥饿中保持队形的无号队伍，比散兵更像有人组织。
裴砚舟先核验他们是否携带疫病与军械，再逐人询问，不以整队口供互相担保。六十四份经历有许多矛盾：有人说最后一战在秋天，有人记得下雪；有人称主将战死，有人亲眼见他渡河。矛盾并不必然说明造假，他们可能来自同一支被拆散多次的队伍。
老人带来的军牌内层刻有迁民石头上的符号。每个符号只对应床位，不对应官名。营中孩子入伍后仍以床位互认，官军却不断给他们更换空缺姓名。到了退伍时，他们能证明彼此活过，却没有一个稳定名字能与兵部相接。
城中有人主张先收缴军功再安置，免得冒领。沈令仪反问，没有身份的人若连手中唯一凭据也被拿走，拿什么监督官府归还？军牌只拓印，不扣原件；武器登记封存则给收据，写明取回或折价条件。
第一轮核验后，确认二十一人参加过已知战役，十三人属于军屯工匠，其余仍待查。官府没有因此把整队分成真兵与假兵。他们先按实际需要领七日口粮，军功待遇待证据分别确认。
当夜有人试图劫开封存武器的营帐。被抓者不是六十四人之一，而是城内兵器商的伙计。他怀里装着一张名单，上面提前标好了哪些归兵最容易被诱去做私兵。
六十四人的临时营地由他们自己选出两名联络者，每三日轮换。官府不与一个永久首领谈判，也不给任何归兵继续代替全队回答的权力。
归兵中有人拒绝再接受编号，要求点名时使用自选名。营官担心混乱，便同时保留临时核验号和日常称呼。行政需要可以存在，却不必吞掉一个人希望被怎样叫。
有人想借归名，找到关外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