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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太原府管粮通判郝敬宗，投河自尽了。尸首还没找到。”
许鼎臣手中的笔顿了一下。他没有抬头，只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的事？”
“估摸是傍晚。城西河滩上只找到鞋。”
许鼎臣没说话。他慢慢放下笔，把清单合上，用镇纸压住。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后衙的小天井，种着两棵梧桐。夜风吹过，叶子沙沙地响。
他想起郝敬宗那晚离开书房时的样子——躬着腰，深深作了一揖，踉跄着跨出门去。
“备轿。”许鼎臣说。
“大人，夜已深了。”
“去河滩。”
长随不敢再劝，忙去安排。
河滩上，火把通明。太原府的差役已经在了，围着一片淤泥地，不敢乱动。萧丁泰也在，站在人群后面，官袍下摆被风掀起。他看见许鼎臣的轿子到了，迎上前，拱了拱手：
“抚台，下官已命人沿河打捞。只是天黑水急，怕要等天亮。”
许鼎臣没看他，径直走到那双鞋前，蹲下身去。鞋是布面的，底子磨得薄了，鞋尖并拢，摆得很正。他看了好一会儿，又站起来，沿着那串脚印慢慢往前走。脚印在离水边三尺的地方消失了。河水在那里拐了个弯，冲出一小片沙洲。
“这双脚印，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许鼎臣说。
萧丁泰跟在他身后，闻言接道：“是。河边人溺毙，多是这般。”
许鼎臣忽然转过头来，看着他。火光下，两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沙洲上交叠在一起。
“萧大人，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投河？”
萧丁泰面不改色：“下官不知。或许……是心中愧疚，愧对朝廷，愧对抚台信重。”
“愧疚。”许鼎臣重复着这两个字。他转回身去，望着黑沉沉的河水，像在望一件极远又极近的事。
“一个管了十几年钱粮的老吏，被本官问了那么几句，便愧疚得投了河。”他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在夜风里传得很远，“那朝廷这十几年的银粮，得愧疚死多少人。”
萧丁泰不说话了。火把劈啪地烧着，周围几十个人，没有半点声响。
打捞进行了一夜，没有结果。
天亮时分，许鼎臣回到抚院。他没更衣，也没用饭，独自坐在书房里。张惟桢进来时，看见他正拿着一张纸，对着窗口的光出神。
“老师。”张惟桢轻声唤了一句。
许鼎臣把那张纸递给他。是一页户部批回的抄本，边角被水气洇过，墨色有些发散，但字迹仍可辨认。那笔字写得工整中透着一丝局促，像写的人心里有事，手却不乱。
“郝敬宗的笔迹。”许鼎臣说，“你看这一笔——”
他指向批回左下角一行极小的注记，几乎要凑到纸面上才看得清：
“晋府例项，照旧拨给。”
这几个字混在其他注记中间，初看并无不同。可仔细一看，墨色微异，像是后来添上去的。
张惟桢抬头看着老师。
“这笔粮，不是头一回。”许鼎臣的声音压得极低，像在对谁讲一件已经盖棺、却还未了结的事，“从崇祯三年起，户部批回上的每一笔折耗，背后都有一只手在添这几个字。”
“那郝通判……”
“他不过是个记账的。”许鼎臣把纸慢慢折好，收进袖中，“账本丢了，记账的人死了。可那只看不见的手，还在。”
他说到这里，忽然顿住。窗外天光已经大亮，鸟在梧桐树上叫着，一声脆似一声。晨光斜照进书房，照在案头那方没沾墨的砚台上，冷得像一块铁。
“张惟桢。”许鼎臣开口，声音平得没有一丝波澜，“替本官拟一道札子。郝敬宗虽死，此案未销。本官要亲自复勘崇祯三年至今，太原府所有起解京边两仓钱粮批回，逐一比对。凡有‘例项’字样者，另册登记，不分大小，一律上报。”
张惟桢躬身受命。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老师，若山西官场因此……人人自危，又当如何？”
许鼎臣看着他，目光平静。
“他们若心里干净，自不必危。”
他转身坐下，重新翻开那份清单。阳光落在纸面上，把那些官样文章的字迹照得清清楚楚，像要把每一笔亏空都晒出原形来。
郝敬宗没找到。
三天后，有人在汾河下游三十里外的芦苇荡里，捞起了一具浮尸。衣裳已被水泡烂，面目难认。只是腰间系着一根青布腰带，打结的样式，与郝敬宗平日所系一般无二。
许鼎臣没有去看尸首。他只是在听到回报时，轻轻应了一声：
“知道了。”
他依旧在书房里核账。窗外那棵石榴树已经谢了花，枝头挂起几颗青涩的小果子，在六月的风里一动不动。
天，还是没有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