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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花、陈志龙特大拐卖案办结后，专案组解散，秦峰回到刑侦总队一大队正常工作。
陈大队长找秦峰谈话：“秦峰，你最近辛苦了。拐卖案办得漂亮，厅领导多次表扬。不过，也不能总绷着一根弦。这样，给你安排个相对轻松点的任务。”
秦峰以为是要休息几天，没想到陈大队长拿出一份泛黄的卷宗。
“这是五年前的一桩抢劫伤人案，一直没破。”陈大队长说，“受害者在省城做小生意，晚上收摊回家路上，被三个歹徒抢劫，反抗时被捅了两刀，重伤。抢走现金八百多块，一块上海牌手表。”
秦峰接过卷宗，翻开。纸张已经发黄，字迹有些模糊。案发时间是1980年9月12日，地点在城西老居民区。受害者叫周富贵，当时四十五岁，在菜市场卖水产。
“当时侦查条件有限，没监控，没目击者，现场只提取到几个模糊的脚印。”陈大队长说，“案子就成了积案。最近局里要求清理积案，你带两个人，把这个案子理一理。破不破另说，至少要有个交代。”
秦峰看着卷宗里受害者的照片——一个憨厚的中年人，躺在病床上，胸口裹着纱布。
“受害者现在怎么样？”秦峰问。
“不清楚。案发后第二年，听说全家搬走了，可能是回老家了。”陈大队长说，“这案子不大，但性质恶劣。大白天的，持刀抢劫，致人重伤。不破，对受害者没法交代。”
秦峰点头：“我明白了。这个案子，我接。”
回到办公室，秦峰叫来老郑和小赵，说了这个任务。
老郑翻了翻卷宗：“五年前的案子？现场早没了，证人找不着，受害者搬走了。这怎么查？”
小赵也说：“秦队，这种积案最难搞。当年都没破，现在更没戏。”
秦峰却很认真：“再难的案子，也得有人查。受害者还在等一个交代。”
他把卷宗铺在桌上，从头看起。
1980年9月12日下午五点，周富贵收摊回家。他住在城西老居民区，要穿过一条两百米长的小巷。就在巷子中间，三个年轻人拦住他，要他“借点钱花”。周富贵不给，对方就动手抢。拉扯中，周富贵的装钱挎包被抢走，他去追，被其中一人捅了两刀。歹徒逃跑，周富贵倒地。二十分钟后，有路人发现，报警送医。
现场勘查记录很简单：地面有血迹，有挣扎痕迹，有几个模糊的脚印。没有目击者，没有遗留物品。
询问笔录显示，周富贵描述：三个年轻人，都二十岁左右，穿的确良衬衫，戴军帽。其中一人脸上有青春痘，一人说话带郊区口音。
就这些线索。
“确实难。”秦峰说，“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老郑问：“从哪入手？”
“受害者。”秦峰说，“先找到周富贵。他是当事人，最了解情况。虽然过去五年，但有些细节可能还记得。”
“可他不是搬走了吗？”
“搬走了也能找到。”秦峰说，“查他当年的户籍信息，看迁往哪里。再不行，去他原来的住处问问邻居。”
小赵说：“秦队，这工作量不小。一个五年前的旧案，值得吗？”
秦峰看着他：“小赵，你觉得警察破案是为了什么？”
“为了……打击犯罪？”
“对，但不全对。”秦峰说，“更是为了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周富贵被抢了钱，受了重伤，可能一辈子都留下了阴影。如果我们不查，他这辈子都会想：为什么抢我的人抓不到？为什么没人为我主持公道？”
小赵沉默了。
老郑拍拍小赵肩膀：“秦队说得对。警察的职责，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不给受害者留遗憾。”
秦峰说：“这案子不大，但对受害者来说，是天大的事。咱们查，不一定能破，但不查，肯定破不了。试试看。”
三人开始工作。
第一步，找周富贵。
秦峰去了户籍处，查周富贵1980年的户籍信息。登记地址是城西三巷12号。1981年3月，户籍迁出，迁往地址是：邻省江州市红旗乡。
“迁到农村去了？”秦峰有点意外。周富贵原本在省城做生意，怎么回农村了？
“可能是伤重干不了活，回老家了。”老郑推测。
江州市距离省城三百公里，属于另一个省。
秦峰决定，先写信联系江州警方，请他们帮忙查找周富贵的下落。
八十年代，跨省办案主要靠信件和电话。秦峰写了一封详细的协查函，附上周富贵的照片、基本信息、案情简介，寄往江州市公安局。
信寄出去后，就是等待。
在等待期间，秦峰也没闲着。他去了周富贵当年的住处——城西三巷12号。
五年过去，这里已经换了住户。现在的住户是个退休工人，听说秦峰是警察，很热情。
“周富贵啊，记得记得！”老人说，“老周人不错，老实本分。可惜了，被抢了，还挨了刀。”
“他后来怎么样了？”秦峰问。
“伤得不轻，住了两个月院。”老人说，“出院后，身体垮了，干不了重活。水产生意做不下去了，就把摊位转了。后来听说老家亲戚叫他回去，他就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了。”
“走之前，他说过什么吗？”
“说过。”老人回忆，“他说，不甘心。八百块钱是小事，那块手表是他结婚时老婆送的，被抢了，心疼。更气的是，捅他那两刀，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说，要是警察抓到人就好了。”
秦峰心里一沉。
“他走时，留地址了吗？”
“没有。就说回江州老家了。”
秦峰又问了些细节，但老人知道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