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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末那天，我去了元州街。徐伯前些天说过：贴完最后一道封条那天，你来站一站。今天就是那天。上回站一站，是恒爷摘牌；这回站一站，是徐伯封档。都是送一样东西走到头。
浆糊味先从门缝里漫出来——陈年纸页捂了一个冬天的霉味，混着一点酸，还有米汤刚调开的黏气。铁皮柜上的封条已经贴了大半，横平竖直，边角压得平平的，没见翘起。徐伯站在柜前，左手端着半碗浆糊，右手捏一条裁好的白纸条，正往最末一扇柜门上比。
他听见脚步声，没抬头：来了。
来了。
他下巴朝桌边的板凳点了点，浆糊凉了就不好贴。等我这道封完。
我没坐，走过去看那扇柜门。纸条上是徐伯的誊账手，一笔一划：元州街旧档，封存。守档人：徐。日期空着。
日期还没填。我说。
贴完才填。他把纸条贴上柜门，掌根压平，指腹沿边角抹了一道，填了日期，这道封条才算封。
他的手很稳。四十年天天摸纸，指节都摸扁了，贴起封条还是老账房人的三道手势——先比，再贴，后抹，一道不多。贴完，他搁下浆糊碗，拿同一支笔，在纸条上落了日期，又吹了吹墨，才直起腰。
清册摊在桌上，厚厚一沓。去处那一栏我一眼扫过去：经手版，入卷；遗属登记册，账房抽屉最上层，等遗属；底板名单，铁匣，认领完再定；恒昌旧档，封存。一行一行，全填满了，只有末页的落款空着。
徐伯，您还没签。
等你来签。他擦了手，把笔递过来，册子归谁，你说了算。封存这一笔，也得掌匣人点头。
我接过笔，在落款处签了名字。笔尖落纸，我才发现自己手没抖——这是头一回，签出去的东西，不用拿什么来换。
徐伯看我签完，把清册合上，又从柜底抽出一本薄册子。封皮磨得发白，没写字。他翻到末页，那里空着一行，前面的行目密密麻麻，全是人名，每一行后面都有人划了一道线，旁边写着、，或者一个日期。
这是什么？
守档人的册子。徐伯说，我师父传下来的，说这一行留给下一个。他那年在上头写了个字，我接过来，守了四十年，一直没写。
他拈起笔，笔尖悬在那行空白上方，悬了很久。窗外有风，纸页的角轻轻掀了一下。我没催。
四十年。他说，声音平平的，该填了。
笔落下去。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誊一份要传世的账：
徐伯，元州街旧档，守档四十年，账清之日，归。
写到字收笔那一下，他的笔多顿了一顿，才提起来。
恒爷说过，剩下一页自己的，没人能替你填。他放下笔，把册子合上，塞回柜底，我琢磨了几天，这话在理。所以我填了，不等别人。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那枚铜字。正月十八摘牌那天，恒爷从牌角起出来交给我的，我一直用油纸包着揣在身上。徐伯的指头在铜字上抹了一下，又抹了一下。
这个字，我在底下看了四十年。它在墙上挂了五十年，今天算见着它落地了。
他把铜字放回我手里：字我守过，没守住。你拿好。
我握紧那枚铜字，油纸在掌心沙沙响。窗台上搁着一只搪瓷缸，洗得干干净净——素梅姐年前送姜撞奶来那只。徐伯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缸子你带回去，还给素梅。告诉她，元州街往后不用送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