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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天还冷。凉茶铺的塑料门帘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关守义坐下的时候，把一张折了两折的纸推过桌面，纸角碰着碗边，停住。
我认得那种纸。报案底单，警署用的，头栏印着编号、日期、类别，中间一大格案情陈述，右下角受理栏。纸发黄，边缘起了毛，压了很久的样子；折痕深得发黑，顺着那道竖印能看出来，它被人折起来、展开、再折起来，反复过很多回。关守义的手指按在纸角上，指节发白，像是怕它被风掀走。
你看看受理栏。他说。
凉茶的热气扑在纸面上。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受理警员四个字印在栏头，后面那一格是空的。空得不对劲——那格的纸面起了一层细毛，颜色比四周浅，是刀片刮过的痕迹。刮得仔细，顺着笔画的走向，一道一道，刮完还用指甲背压平过。要是不凑近看，会以为那格本来就没填过字。
我刮的。关守义端起碗，喝了一口凉茶，眼睛看着纸面，那批人送走，头一宗失踪报案，是我接的。那年我是新警。
他讲得慢，一句一句，像在盘一笔很长的旧账。凉茶铺里人不多，白汽从各自的碗里升起来，又散掉。
那年在油麻地警署，夜班。雨下得大，屋檐的水成串往下倒，砸在门口台阶上，溅起一片水雾。一个妇人推门进来，浑身湿透，裤脚一路滴水，在门口站了一下才往里走。她手里攥着一把合拢的伞，伞尖还在滴水——雨那么大，伞却合着，一路没撑开。她报了案，说丈夫三天没回家了，平时不会这样，连个信都没有。他问她丈夫叫什么。她说：允成，开糖水铺的。
他填底单，受理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字写得一笔一画——那会儿他手生，生怕填错一格。第二天开始查，允成最后有人看见，是在九龙春后巷附近，跟恒昌的人说过话。他拿着单子去问，问到的人都说不认识，闭门羹吃到第三家。他年轻，不服气，又去了一趟。那趟回来，账房里有人把他的名字记了下来——一页账上，字旁边，多了个警员的签名。
后来上头把我叫去。关守义说，老警，把单子往桌上一放：这份单，撤。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恒昌的账，不让碰。我问：那这个人呢？允成呢？
他停了一下，碗沿在他指间转了小半圈。
他抽了半根烟才答：这单子没进过档案室，就当你没接过。你年轻，听我一句——有些案子，不是给新警办的。
那天回去，我把自己的名字刮了。他说，刮之前我犹豫了很久。我怕牵连——名字在上面，这单子迟早查到我头上，我挨处分调走，这案子就更没人碰了。刮了它，我还能留在署里，还能等。那时候我以为，把名字刮掉，案子就跟我没关系了。
他放下碗，看着那张纸：后来才知道，名字刮得掉，案子刮不掉。刮完那个雨夜，我站在警署门口想——要是这单子一辈子没人管，允成这个人，就当从没存在过。
凉茶铺的炉子咕嘟响了一声。我忽然想起那个妇人的后来：她盘掉铺子，搬去大南街，再后来在雨里上了车。这一家子的名字，在这张纸上、在那些册子上，被刮过、被涂过、被压过，压到今天，才轮到有人一笔一画把它签回去。
那时候我以为压单的是老警一个人。关守义说，后来查得多了才想明白——那张单，不是一个人压的。恒昌的手够得着，九龙春也够得着。压来压去，把一张纸压成了石头。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恒昌的牌子昨天摘了。我想，该让它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