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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擦得掉。」他说，「我要是用墨写，就是把去处钉死。那批人的去处，不该由我钉。我填一笔，是告诉他们这行有人记着。他们要改，擦掉就是。只存，不销。」
只存，不销。这四个字，我写过——写在第二本账的第一页。我写的时候，是给自己立规矩。他写的时候，是给那批人补位置。同一句话，两种落法。
「素梅跟我说过，你在册子上写账上的人，不是数。」总管说，「那批人要是知道你替他们这样记账，会认你。」
他从藤椅扶手上拿起一枚旧钥匙，铜的，磨得发亮，系着一截旧麻绳，放在我手边。
「我经手的那批册子，归位用的是这把钥匙。」他说，「我这一行，算完了。册子归谁，你定。」
我没有立刻接。钥匙躺在他手边，铜色在暗屋里发沉。
「年后第一个工作日，我带册子去办入卷登记。」我说。
总管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册子入卷，人回身上——一样。」
门那边有脚步声。素梅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缸，白汽从缸沿一线一线往上走——无糖的姜撞奶，她每回送的都是这个。她看了我一眼，点了下头，走到总管面前，把缸放在他手边。
「师父。」她说，「最后一缸。」
总管看了她一眼，低头看那缸姜撞奶。白汽在暗屋里散开，又聚拢。
「师父，你去哪？」素梅问。
「内地。看一个人。」总管说。
「看谁？」
总管端起缸，喝了一口，才说：「那批人里有一个。我签他的时候，笔在手里停了三次。后来他还是走了——走的是别人的路，不是我那条。这么多年，我总想亲眼看一眼，他还活着没有。」
素梅站在门口，没有动。过了很久，她说：「他活着。我记着的。他活着。」
总管没答，又喝了一口姜撞奶。
「师父，你那一行，我替你记。」素梅说着，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本小册子，翻开，拔出一支铅笔，在空白处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册子合上，收回去。
总管把缸放下，站起来。他走到墙根那排册子前，手从封脊上一本一本抚过去，抚得很慢，一本都不落。然后他转身，朝门口走。
走到我面前，他停下来，看着我。
「恒爷摘牌那天，你也去站一站。」他说，「恒昌旧号五十年。摘牌的时候，得有人记得——它不是一间铺子，是一摞账。一摞，算到今天的账。」
说完他出了门。素梅跟到门口，没有跟出去。年初二的风从门缝灌进来，册子的封脊扑棱了一下，又静下去。
我坐了一会儿，把那枚钥匙拿起来，系在腕上，和红绳并排。铜是凉的，磨得发亮，碰着珠，响了一声。
窗外，元州街的日头淡着。素梅站了很久，才转身进来，把那只空了的搪瓷缸收进围裙里，收得很慢。
「师父说的摘牌那天，你去站一站。」她说，「我也去。」
我看着她。她立在暗屋门口，身后那排册子封脊朝外，安安静静，像一列等位子坐的人。
「嗯。」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