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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说，那个人她只见过一面。
三年前她在宝安开小铺，街对面新开一间海味店，老板四十上下，头发白了一半，收钱的时候拇指压着钞票，一张一张捻。她爸数钱也是这个手势。她没敢认。她在店里买过一回姜，他递姜给她的时候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后来那家店盘了出去，人没了影。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阿英说，「别来找我。他说他还活着这件事，不该有人知道。」
我查经手版。方德海，送走，去处一栏一个「深」字，注销行划了一道，病故。十五年。
那时候我还不认得素梅的名字。我只知道，一个被划了病故的人，活着，在长洲开铺，活得挺好。
渡轮上人不多。船离了岸，九龙那一面的楼一寸一寸矮下去，海风把咸味灌进船舱，船尾拖一道白浪。我在船尾站了一路。十五年前那批人大概也是从这样的码头被送走的，有人死在深，有人改了名字活下来，有人回来了又走。那时候我只猜得出前两种。
长洲的街窄。海味铺在码头往西第三间，招牌是新漆的。我进门的时候，老板正蹲在门口晒虾干，竹匾里的虾米让太阳晒得发白。他翻虾干的手势，拇指压着，一张一张捻——和阿英说的一模一样。他眼皮抬了一下，没起身。
「买什么？」
「不买。」我说，「我找方德海。」
他手里的虾干抖了抖，滚出去两粒。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盐：「这里没有这个人。」
「阿英说你活着。」我说。
他蹲着没动。树影从柜台底下爬到门口，他才端起竹匾进屋：「进来。」
屋里暗，一股咸腥气。他给我倒了杯水，自己没喝，坐在对面，手搁在膝盖上。一个被划了病故的人，坐了这些年，坐成这副样子：头发白了一半，眼睛底下两道纹，把脸往下拉。
「你是条子？」他问。
「账房。」我说。
「哪里的账房。」
「九龙春。铁匣在我手里。」
他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松开：「孟老大的人。」
「孟老大死了。匣子是他留给我的。」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把没出鞘的刀：「你来做什么。」
「算账。」我说，「当年送走的那批人，去处。你这一行我查清了——活着，长洲，开铺。我来问你，除了你，还有谁活着。」
「你算这些做什么。」
「有人还在等。」我说，「等了一辈子，等一句『账清了』。」
他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最底下一格摸出一个圆铁盒——装姜的那种，盖子上锈了几个点。他打开，油纸垫底，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照片很大，折过两道，边角卷了。码头，灰扑扑的天，三排人站在栈桥边，男的穿汗衫，女的包着头巾，有的抱着包袱，有的空着手，脸上看不出要去哪。最前面蹲一排小孩，一个孩子攥着半块饼。人群后头站着一个人，穿深色衣服，没在队伍里，像是清点人数的。
「送走那天拍的。」他说，「一人一张，她说的——给家里人留个念想。」
他指着照片里的人，一个一个数给我听。这个回来了，在元朗卖鱼。这个没回来，死在路上了。这个改了名字，人还在内地，不敢回来。这个……
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女人身上。她站在人群边上，没跟队伍一起，怀里抱着一个包袱，头巾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脸。
「她回来了。」他说，「又走了。」
「她是谁？」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门口有人喊「老板，收钱」，他也没应。他说：「素梅。」
素梅。两个字落进这间咸腥的屋子里，砸出一声响。
我摸出关守义给我的那张纸条。徐伯的名字底下，那处被磨掉的笔迹，我对着灯看了半个月，只看出半个字的轮廓，认不出是哪半个字。我把纸条凑到素梅两个字旁边，起笔的力道、收笔的走势，一笔一笔，都对得上。
被磨掉的半个字，是素梅。
「送我们走的人，是她。」方德海说，声音很平，「签字的是她，码头上数人的也是她。后来她自己，也被送走了。登记册上她的行，划了注销，病故。」
「她不是病故。」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