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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弟又凑近了些，他小声问，“爹真的会回来巡一巡吗？”
我看着那碗面糊。皮更厚了，红豆被冻得发了黑。
“会。”我说，“路长。他走着走着，就巡回来了。”
弟弟点了点头，把冻僵的手缩进袖子里。
我把手里的米匀了一半，塞进他掌心。
他没问为什么。
就像父亲当年往我兜里塞红豆的时候，我也不问为什么。
老先生走了。
又来了几个面生的老汉，围坐在堂屋角落的炭火盆边。
一个拉二胡，弦上落着松香粉，吱吱呀呀地响。
一个敲梆子，笃、笃、笃，三下一停。一个敲一面小皮鼓，鼓面绷得紧紧的，捶上去闷闷地发沉。
还有一个眯着眼，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古歌。
他们边打边唱，唱的是：“……过了奈何莫回头，回头望见子孙愁……”
大雪天，大山里的天色暗得极早。
下午四点钟光景，天就灰蒙蒙地压下来了，是一张被水浸透的旧棉被，又厚又沉，把整座山都裹在里头。
雪渐渐软了，从鹅毛变成细碎的盐粒，飘飘扬扬撒着。
我重新跪回草垫上。
纸钱一沓一沓往火盆里丢，火舌舔上来，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飘。
有些落在供桌上，有些落在父亲的黑白遗像上。
照片里的他还在笑。
墙角的苞谷堆上搁着半瓶苞谷酒，是他去年秋天自己酿的，说等过年开坛。可酒坛子还没启封，他人先走了。
场坝外头忽然起了一阵骚动。
先是跑着一个人的脚步，“啪嗒啪嗒”踩着雪。
接着是扯着嗓子喊的声音，从坡底下传上来，被风削得变了调：“边水生他弟回来了！”
我手里的纸钱停住了。
“哎，边承富回来了！”
我猛地抬头，脖子僵得生疼。
又一声，这回近了：“当官的回来了！”
“边承富来了！车都开到场坝口了！”那人喊第三嗓子的时候，声音里带了点邀功的急切。
膝盖从草垫上撑起来，整个人像被鬼从后头扯了一把。供桌上的烛火晃了晃，纸灰又腾起一片。
人声从场坝外头涌进来，像开了闸的水。
有人高声叹道：“到底是有出息，忙完公务还赶得及回来，送他哥最后一程！”
有人带着讨好的腔调接话：“是我承富兄弟回来了！”
那种热络像冬天的灶膛里添了把湿柴，烟大过火，熏得我眼睛发涩。
我起身站在供桌前头。纸钱还捏在手里，边角被汗浸软了，黏着指腹。
“哎哟！”二婶挤过人群，棉鞋踩在门槛上差点绊一跤。
她一把攥住我的胳膊，手心的确是热的，但那股热顺着骨头缝往里渗，是虚的。她的笑是糊在墙上的纸，一撕就破。
“边与月，”她压着嗓子，声音里带着那种黏糊糊的热络，“你二叔回来了，快过来！他大老远赶回来，你当侄女的怎么也得出去迎一下啊……”
我没鸟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