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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起身来，额头上的土黏在皮肤上，凉凉的。我看了看弟弟，他还趴在那儿，肩膀一耸一耸的，没起来。
我伸手把他拉起来。
他跪直了，转过脸来看我，鼻头红红的，眼睛底下全是湿的。
“姐，”他说，吸了一下鼻子，“爹真的回家了，对不对？”
我看着那根断了的棉线，看着它在烛光下软软地垂着，不再绷着了。
我看着掌心里那粒红豆壳，薄薄的，裂了一道缝，像一张终于放松了的嘴。
我伸手抹了一把弟弟脸上的泪，指腹蹭过他凉凉的腮帮子。
“嗯，回家了。回咱们家了。”
灵堂外面，夜风又起了。
可这回的风里，带着一点暖。像有人掀开了门帘，在堂屋中间站了站，看了看我们，然后轻轻地带上门，又走了。
鼓声停了。
唱词收了。
一切，终于安静了。
我攥着那粒红豆壳，攥得紧紧的。
我想起了1992年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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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红的豆子，绿的秆子，夏天的光，晃晃悠悠。
太阳流油，挂在天边，淌了下来。
“热死了！”我一把抹掉额头上的汗珠子，手心甩出去几颗亮晶晶的水点，仰起脖子冲着天怒吼，“鬼天！要人命啦！”
“噼啪！啪嗒！”
没人理我。
脚边的红豆壳在毒日头的暴晒下自己就炸开了嘴，裂成两瓣卷曲的壳，里头那颗红彤彤的豆子弹出来，骨碌碌滚到我的鞋尖边上，停住了。
我低头看它一眼，它也红亮亮地瞅着我，像一颗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太阳。
那是李大婶家的晒谷场，地面被晒得发白，踩上去硬邦邦的，脚底板隔着鞋底都能觉着烫。
父亲正盘腿坐在一堆苞谷秆中间剥红豆，屁股底下垫着一个磨得发亮的草垫子。
他身边豆荚堆得冒了尖，绿褐褐的一片，小山似的围着他。
他手里捏一个豆荚，大拇指往豆荚脊背上一挑“啪”的一声脆响，豆壳从中间裂开，一颗椭滚滚红亮亮的豆子打着旋儿掉进脚边的竹筐里，“啪嗒”一声，跟前面那一粒碰了碰头，挤在一起。
声音清脆，一粒接一粒，是夏天的雨点子落在青瓦上，听得人心里头舒舒坦坦的。
我耳朵里头都是夏天的滋味。
我蹲在他脚边，下巴搁在膝盖上，数蚂蚁。
晒谷场边上的泥土缝里，一队黑蚂蚁正沿着父亲的解放鞋鞋面爬上爬下。
那只绿色的解放鞋，鞋帮子已经磨得发毛了，鞋面上沾着早上踩过的干泥巴，裂成龟背似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