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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说话。她只是把我的手又握紧了一点，手心暖起来，汗津津的。
远处，江声还在响。哗，哗，哗。
在说一种我慢慢听得懂的话。
那天夜里，我趴在窗台上吃番茄兔子耳朵。
母亲果然切成了一对一对的薄片，每片都细细削出两个尖角，当真像兔耳朵竖着。
白糖撒上去，白花花的一层，在月光下亮晶晶的。
我咬一口，凉丝丝的甜在齿间炸开，白糖“咯吱咯吱”响，汁水顺着嘴角淌下来。
母亲坐在油灯下叠纸。
她的手很巧，跟她的人一般雅致精巧。她指腹摩过大“囍”红纸的边角，折出棱，又压出弧，像在给爱塑形。
我趴在窗台上偏过头看她。
她折纸的时候跟摘番茄的时候不一样，摘番茄是随意的、松快的，折纸的时候，她整个人都绷着，肩背挺得直直的，眉心微微蹙着，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那张红纸在她手里翻来折去，先是折成一个长方，又对折成三角，再把两个角窝进去，手指捻着纸边，一点一点地压平。
“妈妈，你叠的是什么？”
我含着半片番茄兔子耳朵，看红了眼。
“囍船。”她说。
“给谁的？”我吃红了眼。
她没有答。只是把叠好的“囍”船托在掌心里，对着灯看了看。船很小，红得透光，是一颗小心脏。
我想起那封信纸的收件人：给水生，丽丽。
我记起父亲旧报纸的页脚：给丽丽，水生。
后来我每晚都看她折船。
她折得慢，在等下一个黄昏。
有时候叠到一半，她会停下，抬头望向窗外的远方。
我到过的远方，是江，江上是月亮，月亮底下有船。
有时候她会把折了一半的纸摊开，重新理平，再从头折起。一个晚上，折不了几只。
有一天傍晚，天还没全黑。
母亲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一沓红纸。她数了数，又数了数，然后坐下来，一口气叠了整整九十九只“囍”船。
她叠得飞快，手指翻飞着，像蝴蝶扑翅。九十九只叠完，她额上出了一层细汗，鬓角的头发又湿了，粘在脸上。
她把它们统统放进父亲的木箱子里。
她合上箱子，手指在锁扣上停了停。
敞开。
常开。
“妈妈，你不锁吗？”我问。
“不锁。”她说，“在里头闷久了，透透气。”
那一天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折过纸船。
但每天黄昏，她都会带着我站在江口，往水里撒一把米。
米是糯米，圆滚滚的，从她掌心里漏下去，下了一场细碎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