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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的话从我后脑勺扎进去。
江口翻船。
父亲从来没提过。
母亲也没提过。
可这四个字砸下来，把我脑子里所有模糊的、不成形状的念头砸出了一个裂缝。
我从那裂缝里看进去，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我知道底下有很深很深的、会吃人的东西。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水，浑黄的、翻滚的、打着漩涡的江水。
父亲的腿在水底下被什么拽住，他往下沉，往下沉，可他还是爬上来了。
他爬上来了，然后一辈子没对任何人提过这件事。直到他躺进这口棺材里，直到李伯今天把这句话说出口。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里，心火烧得滚烫。
有些话，活着的时候不讲，死了就再也讲不出来了。
可有些话，活着的时候不讲，是因为讲出来比死还难受。
弟弟在身后喊我：“姐？”
我没回头。我盯着李伯的背影。
忽然想起母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幺儿，你爹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穷，不是病，是欠别人的。”
可现在李伯说，父亲这辈子就对他撒过一次谎。
就那一次。
别人欠父亲的。
那账的名字叫“那年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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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11号，七月十三，祭祖烧包。
母亲从柜顶搬下一摞黄纸，被父亲裁得方方正正，一叠一叠码在堂屋的桌上。她用笔蘸了墨，在每张纸正面写上祖祖辈辈的名字。
背面留一个圈，圈里留一道小口，父亲说过，这是给亡魂收钱用的。
“幺儿，”她抬头喊我，笔尖悬在纸面上，“我们把写完的纸包收好，先去一趟江口，晚上再回来烧包。”
“好勒！”我正蹲在墙根角数蚂蚁，听见喊声我蹦跳进屋。
“哎呀！”我膝盖磕着了桌腿，疼得龇牙。
“慢一点。磕到哪儿？”她立刻放下笔，蹲下来拉开我裤腿，“磕破了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我嘿笑一声，凑在桌沿上两只手扒拉着，把那一摞写满名字的黄纸包塞进塑料袋里。
“妈妈，今天为什么要去江口啊？”我问，一边把袋子口扎紧，打了个死结。
母亲重新拿起笔，在白纸上又添了一个名字，我看清了，是爷爷的名字。她搁下笔，把笔架上的墨汁擦干净，这才侧过头看我。
“幺儿，七月十三，鬼门开。”她说，“咱们早一点去接祖，他们好赶路。祖宗们走了一年的远路，不容易。”
那场大雨停了十天，江口的水还浑着。
每一天傍晚，父亲都没回来。
母亲从陪嫁的樟木箱底翻出一只绣花鞋盒。大红缎面，绣着鸳鸯戏水，金线都褪了色。她掀开盒盖，里面压着一沓糖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