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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早上六点半，城南长途站。
站前的灯还亮着，早班车一辆接一辆往里倒，喇叭声混着卖热水的白气。武岩站在售票厅门口，手里捏着一张当天的班次表。分局的两个人，一个守在候车室东头，一个守在托运处边上。
七点二十往江北的那一趟，七点整开始检票。
老陈坐在窗口里，把票根一张一张理出来，理得比平时慢。武岩站在检票口侧后头，看每一个上车的人。
一共十九个。拎编织袋的、背铺盖卷的、抱孩子的。有人回头看了一眼柱子边上那两个男人，脚步快了半拍。
没有钱永明。
七点二十，车出站台。武岩站在站台边上，看着车尾拐过街口，听喇叭声远下去。
电话打回小楼，徐东听完，只问了一句：“火车站那边？”
“上午两趟都看了。”艾琳娜说，“没有。”
“城北那个院子也留一个人。”徐东说，“他没别的地方去，会回那儿。”
“他不会走。”
“为什么？”
“活是他办的，灯是他寄的，日子是他记的。”徐东说，“琴屿出了事，他一个跑腿的，回去没话说。”
“那他留在这儿干什么？”
“等人来找他。”徐东说，“要不就是等一句吩咐。”
上午九点，徐东到分局，让人把昨天从第四间取回来的东西重新摆开：本子、黄纸香、夹袄。
“刘平那头动不动？”武岩问。
“不动。”徐东说，“他的钱断了三天，人还在摊子上。这两天他要是走岔一步，我们再看。”
“走岔是什么意思？”
“离开摊子。”徐东说，“他出了城南，我们就跟。”
下午三点二十，蓝若兮的电话打回来。
“他来了。”她说，“在后街。”
“进哪一间？”
“第三间。”蓝若兮说，“敲了门，刘平开的，两个人进去了。”
徐东在那头沉了一会儿。
“别动他。”他说，“看着。”
蓝若兮没走。她绕到前街，站在一家弹棉花的摊子边上，从那儿能斜着看见第三间的门。
门虚掩着，屋里点着灯，窗帘没拉严，留了一道缝。她看见两个影子的头凑在一处，中间隔着那张桌子。有一回刘平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了回去。
二十分钟，没人出门。
三点五十，门开了。钱永明出来，没往东边走，绕到前街，去了南街，住进来安旅馆二楼靠楼梯那间。
盯的人跟进去，扫了一眼登记簿。簿子上写的是两个字：王工。
“他用的是王工。”武岩在电话里说。
“急的时候，人只记得自己天天写的字。”陈九说。
晚上八点，来安旅馆。
房门没插，武岩推了一把就开了。钱永明坐在床沿上，桌上摊着几张钱，一个馒头咬了一口。他看见人进来，站起来，又坐了回去。
“你们是琴屿的？”他问。
“跟我走一趟。”武岩说。
分局的人在屋里翻了一遍。帆布包里东西不多：一件换洗的汗衫，一双布鞋，一把折叠小刀，一张去年的车票——琴屿到临江，票角剪过。还有一张对折的纸，纸上写着七个数字，字写得很大，一笔一笔描过。
那间屋子还是那间，窗子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钱永明。”
“嗯。”
“籍贯临江。”
“挂的。”
“什么叫挂的？”
“户口挂在临江。”他说，“人是在江北长大的。”
“谁让你到琴屿来的？”
“电话。”
“电话打哪儿找你？”
“打我住的旅社。”他说，“一句话，一个日子，一个地方。来之前我不知道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