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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九上午，第三间的门开了。
武岩守了一夜，人蹲在小卖部后头，脚冻得发麻。他看见刘平从门里出来，穿的还是那件旧棉大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站在台阶上停了一会儿，往街两头都看了一眼，然后回身锁门。
刘平走的是前街。武岩没骑车，跟在后头。
刘平先到市场里转了一圈。他那摊子还在，油布盖着，布上落了一层白霜，摊位上码的铁件一件没动——人收了摊，东西没搬。他站在摊前看了一阵，弯腰把油布一角掖进去，才走。
市场里卖旧衣裳的老太太隔着摊子喊了一声：“刘平，还摆不摆？”
刘平站住，回头说：“过两天。”
“过了十五还过两天？”
刘平没再答话，往市场外走。
出了市场，他往西，过了两个路口，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武岩在对面早点铺里买了一碗豆浆，隔着玻璃看。车来了，刘平从前门上，武岩从后门上，坐到最后一排。
车到城西，刘平在一条老街口下车。武岩跟了半条街，看见他撩开一家的布帘进去——门头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两个字。
武岩留在街对面站着。
十几分钟后，郝师傅的电话打到徐东那儿。
“人来了。”郝师傅说，“还是那个矮个。”
“他问什么？”
“问灯还有几天。”
“你怎么答的？”
“照你说的，还得五六天。”郝师傅说，“他没催，站在柜台前把灯样子看了一遍，问了一句——‘上回那盏，字是你们刻的？’”
“你怎么说？”
“我说不是，我这儿只管打灯，字是主家自己找人刻的。”
“之后呢？”
“他听了就往外走。”郝师傅说，“走到门口撂下一句：‘到时候我来取。’”
徐东让他照原样做，一个字不多问，也不许多说。
挂了电话，他把这事跟陈九说了。
“他是来催货的。”徐东说，“上头没丢他。”
“不是丢。”陈九说，“是过手。头一盏走出去了，第二盏照老样子再走一遍。”
正月二十二上午，城东老街。
关振山铺子刚开门半个钟头，一个老头进了门。盯守的人蹲在对过煤棚里，先看见他背影——走路慢，进门的时候手在门框上扶了一下。
老头把手里一个布包放在柜台上，解开，里头是一盏灯。黄铜色，收口，火沿厚。灯肚上那圈空线，一个字没有。布帘没拉严，缝里能看见灯芯——棉线搓的，色白，松散。
“刻四个字。”老头说，“跟上回一样。”
关振山把灯捧起来，翻过来看灯底。
“多少天？”
“三天。”老头说，“二十五我来取。”
他从怀里摸出钱，压在柜台角上。
关振山收了钱，把灯放到柜台底下的木箱里，拿一块旧布盖上。他照徐东交代的问了一句：“这灯，是您自己用？”
“给人。”老头说。
老头出门往南。煤棚里头分出一个人跟上去，另一个留下，看着铺子。
人刚出巷口，铺子里就有了动静。关振山从木箱里把那盏灯捧出来，拿一块干布擦了两遍，端到门口，就着外面的光看。他从铁盒里抽出一把小刻刀，先用刀背在灯肚上比一道，来回比两回，才换尖的那一头，顺着比出来的印子走第一刀。
灯端在手里，那一圈印子看得分明——是平的，不是斜着压出来的。
留在煤棚里的那个隔着半条街看。那道线走完，老人放下刀，眯着眼看了半天，才落第二刀。
“先画线，再走刀。”陈九听完回报说，“他这回刻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