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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七，早上，城东。
前一天下午，蓝若兮把关振山的底查了一遍。铜器社二十多年前散的时候，社里七个师傅各奔东西。关振山那年四十出头，出过一次事故——一盏灯刻坏了，赔了社里一笔钱，把房子押出去，两年才赎回来。
老街不宽，两边铺子大半开着：裁缝铺、修鞋的、扎纸活的。街口那棵椿树底下摆着两个菜摊，菠菜上还带着霜。巷子里过了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车上摞着旧纸箱，压得吱吱响。
关振山的铺子在一条老街上，街口有棵大椿树，门口挂一块木牌，红漆两个字：修表。
铺子不大，一间门脸。玻璃柜摆在窗前，柜里码着表带、表壳、刻好的章子。柜台上摆着一只铁盒，盒里是几十把刻刀，刀柄磨得发亮。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七八个人站在一块匾底下，玻璃裂了一道。
老人坐在窗下，戴着老花镜，手里是一只拆开的表，镊子在灯底下动。他七十上下，脸瘦，眉毛白，手很稳——把镊子搁在桌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坐。”他从柜子底下抽出一张小板凳，搁在地上。
徐东和陈九进去的时候，他头也没抬。
“修表？”
“不修表。”徐东说。
老人抬起眼。徐东把照片放在柜台上，推过去。
老人看了一眼，手上的镊子停住了。
他没说话，先把老花镜摘下来，拿布擦了擦，又戴上，把照片拿近了些。
“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东把证件亮出来。老人把证件看了一遍，又看照片，看了很久。
“正月十三下午。”他说，“来过一个人。”
“什么样？”
“老头。”老人说，“戴帽子，帽檐压得低，背有点弓。”
那老头拿来一盏灯，铜皮，圆肚，收口。灯肚上已经拿铅笔画好一圈线，圈里还描了四个字的底子，另外带了一张纸。
“他让我照着纸上刻。笔画的粗细，他都描好了。”
“刻了多久？”
“一个下午。”老人说，“铜不厚，刻字要慢。”
“他还嘱咐什么了？”
“他说，字口别擦。”
“别擦？”
“刻完的铜屑，不许擦掉。”老人说，“我刻了四十年字，头一回听人这么讲。”
陈九在旁边问了一句：“字口留着屑，做什么用？”
老人摇头：“他没说。”
“他怎么找到您的？”
“他说是城西铜铺老郝让来的。”
“您跟老郝认识？”
“早年在铜器社，一个社。”老人说，“他做灯，我刻字。”
“社里做灯的是他，刻字的是我。”老人又说，“一盏灯出来，铜活儿先完，字再上去。字是灯的收尾。”
“您那时候刻的字，跟现在一样？”
“一样。”老人说，“字不能改样。改了一样，行里人认不出。”
“您后来不做灯了？”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
“铜器社散的那一年，我刻坏过一盏。”他说，“赔不起。打那以后，再没碰过。”
“刻坏的是盏什么灯？”
老人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手。
“一盏旧灯。”他说，“灯肚上本来有字，让我改。铜薄，一刀下去透了。”
“什么字？”
老人没答。他把照片拿近，又看了一眼。
“就这个。”他说。
“这回怎么又碰了？”
“他提了老郝。”老人说，“一个社的人，几十年了。”
“他说了别的话没有？”
老人想了想。
“给了二十块钱。”他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过十天，还有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