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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镇国公府。
镇国公在朝堂上几乎不说话。太子党和二皇子党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为修堤银子的事、为边关粮饷的事、为官员任免的事，从奉天殿吵到午门，从午门吵回奉天殿，唾沫星子溅在金砖地上，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雨——他站在班列里闭目养神。三朝元老，今年六十有八，须发皆白，腰杆挺直。他站在文官班列的最前面，比所有人都靠前，比所有人都沉默。像一尊被岁月磨光了棱角的石像。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不说话不是因为老糊涂了，是因为还没有到他该说话的时候。
五月初三，韩彰去了镇国公府。
没有带随从，一个人去的。从侧门进去的，没有走正门。侧门在巷子深处，两扇黑漆木门，门环上锈了一层暗绿的铜锈。门房认识他，什么都没问，侧身让他进去了。韩彰穿过一道窄窄的夹道，夹道两侧是高大的院墙，墙上爬着枯了一半的藤萝。夹道尽头是镇国公的书房，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镇国公已经坐在书案后面了。茶沏好了，两盏，一盏在书案这头，一盏在书案那头。镇国公用的是一个白瓷盏，上面画着一枝墨梅。韩彰用的是青瓷盏，上面什么都没有。
两个人从午时谈到酉时。整整一个下午。书房的窗子关着，茶续了七遍。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门房在夹道口守着，只看见茶壶一次又一次地送进去，出来的时候壶是空的。酉时三刻，韩彰出来了。他走的时候没有走侧门，走了正门。正门很大，朱漆铜钉，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他推开正门的时候，五月初的暮色从外面涌进来，把他整个人笼在一层橙红色的光里。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脊背挺直，跟来的时候一样。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神色。不是高兴，不是紧张，是猎人发现了猎物踪迹时那种沉甸甸的专注。
镇国公送走韩彰，回到书房。他没有坐回书案后面，站在了窗前。书房的窗子朝南，推开窗能看见院子里的梧桐树。梧桐的叶子已经长满了，密密匝匝的，层层叠叠的，把阳光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碎金。那些碎金落在地上，落在石阶上，落在梧桐树粗粝的树皮上。他站在那里，手拢在袖子里，站了很久。
他的书房很大，比二皇子府的书房还大。书案是紫檀的，案面上铺着一块旧毡子，毡子上压着一方端砚、一管狼毫、一摞奏折的抄本。书案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只有一个字——“忍”。字写得不算好，但笔锋很硬，每一笔都收得极紧，像一个人攥了三十年的拳头终于攥不住了，在纸上留下最后一个用力的印子。那是镇国公四十岁时写的，距今快三十年了。字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梧桐树。梧桐树上有一只蝉蜕，挂在枝干上，空壳子在风里轻轻晃荡。他看了很久。然后开口了。书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但他还是开口了。
“沈烈山。二十年了。你的老兄弟，我都找齐了。”
他的声音很轻，像梧桐叶被风吹过时那种沙沙的声响。轻到像在自言自语，轻到像在跟一个很远很远的人说话。二十年前，沈烈山从边关被召回京城。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战功和一身的旧伤。镇国公当时坐在御书房里，看着皇帝把沈烈山的兵权收回去，把他封为“休养”的闲人。他没有说话。二十年里，他也没有说话。他在边关安插旧部，控制商路，与鞑子做生意，把银子从边关运到京城，从京城运到边关。他在京郊的皇庄里养了三千私兵，养了三十年，从先帝在位时就开始养。没有人知道。他知道沈烈山也知道。两个人在朝堂上碰面的时候从不说话，连目光都不碰。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局还没有结束。二十年前没结束，二十年后也不会结束。只是看谁先动手。
“沈烈山，你二十年前查了我的货。那批货值多少银子，你算过没有？茶叶、丝绸、铁器，卖给鞑子的。你查了，封了，一把火烧了。你说是走私，是通敌。你说得对。但你不知道那批货背后是谁。你不知道韩彰只是经手人，你不知道那批货的主人是我。你查了货，断了我的财路，但你没有查到底。二十年了，你退隐了，我还在朝堂上。你的老兄弟，我在一个一个地找。李铁柱在青州种地，老马回乡了，老赵在兵部当闲差。还有一个老周，就在你沈家当着门房。我都找齐了。”
他停了一下。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蝉蜕在枝干上晃了晃。
“沈烈山，你等着。”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轻，轻到像风吹过梧桐叶。但他的手指在袖子里收紧了。指节一根一根地攥起来，从食指到小指，像他四十岁时写那个“忍”字时一样。攥了三十年，指关节已经僵了，攥不成一个完整的拳了。但他还是攥着。
书房外面，五月初的暮色一点一点沉下来。梧桐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从院子这头一直延伸到墙根。蝉蜕在风里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暮色漫过门槛，漫过书案，漫过那幅“忍”字，漫过樟木箱子上亮晶晶的铜锁。镇国公站在窗前，背影融进了暮色里，像一尊被岁月磨光了棱角的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