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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宿舍床上，看着窗外的操场。有学生在打篮球，哨声和笑声响成一片。她攥了攥口袋里那封信，站起来，走到楼下传达室，问有没有电话可以打。
学校总机帮她接了半天，没接通。西北那个部队的电话线太远，转了好几个总机都没转过去。她放下电话，回到宿舍，翻开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在
“1978年3月，陆霆渊负伤。稳定。等他消息。”
写完，她把笔记本合上，第二天照常上课、做实验、写论文。但从那天起，她口袋里多了一样东西——那块上海牌手表，她每天戴着，秒针一格一格走着。
四月底，第二封信来了。还是王建军的笔迹：
“沈知知同志，陆霆渊同志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已经出院回部队休整。他让我跟你说，不要回信，他很快会自己写。另外，他在医院里立了三等功，因为负伤之前完成了任务。附：陆霆渊同志的原话——‘让她好好搞学问，别分心。’”
沈知知看完，把信收进空间。她坐在实验室里，面前摆着显微镜和切片，窗外是春天的校园，玉兰花开得正盛。她低头继续调焦，把染了色的病原菌切片放在镜头底下，细细看它的结构。
过了几天，她在图书馆翻到一份新到的农业科技期刊，上面转载了她发表在省级期刊上的那篇土壤培肥论文。她借出来复印了一份，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毕业论文的题目她已经定好了：小麦抗锈病品种与土壤管理措施的协同效应研究。郑教授看了她的开题报告，批了四个字：思路清晰。
一九七八年七月，沈知知大学毕业。
毕业典礼在学校的礼堂里举行，校长亲自颁发毕业证书。沈知知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走上台接过证书，鞠了一躬。台下掌声响起来，她站在台上，看着底下几百张年轻的面孔，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在沈家村的土坯房里醒来，炕席硌得骨头疼，肚子饿得发慌。
从那个五岁的小丫头，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大学毕业生，十三年。
她走下台，回到座位上。典礼结束后，郑教授叫住她，递给她一份材料：“省农科院要招一批研究人员，我给你写了推荐信。你要是愿意，可以去试试。”
沈知知接过推荐信，谢了郑教授。
走出校门时，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省农学院的牌子在阳光下亮堂堂的，门口几棵老法桐枝繁叶茂。她收回目光，往车站方向走。
路过邮局时，她进去买了张邮票，站在柜台前写了封信。收件人是陆霆渊，地址是西北那个部队。信里只有几句话：
“我毕业了。准备去省农科院工作。你伤好了就行，不用回信。等你回来。”
写完，她把信封好，投进邮筒。然后拎着包袱去了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回县城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