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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千帆赶到飞机厂时，潘华灿和维特斯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KUO-5000的剖面图和发动机舱的结构图。潘华灿面前的桌上摊着打印出来的发动机采购合同和普惠代理商发来的延迟通知，旁边是一张厂房生产线改造进度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明年三月的节点。
潘华灿先开口，语气比平时急了一点，但没乱：“延迟通知拿到的同时，我也问了法务。普惠延迟交付属于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构成违约。我们可以要求退货，对方不能拒绝。已经到货的八台不受影响，那是已履行合同。但第二批的六台，我们有权拒收并要求退款。”
沈千帆听完没有立刻回应，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停在机库门口的KUO-5000。机身已经涂上了一层深灰色的面漆，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均匀的光泽——那是首飞后进行的涂装工序，现在这架飞机看起来比首飞时更完整、更正式了。
但发动机的型号还贴着普惠的标签，那张标签本身不会改变飞机能飞多远的事实，但它决定了这架飞机能不能真正进入国际市场。
维特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开口说了另一件事：“退不退是合同问题。但还有一件事比合同更麻烦，适航取证必须锁定发动机型号。如果用普惠发动机申报，取证之后就不能随便换。如果现在换发动机，整个取证流程要重新走一遍，首飞的数据几乎全部作废。”
沈千帆转回身：“那八台能退吗？”
潘华灿说：“能。对方违约在先，退货是合理的。但维特斯说的也是事实，如果退了，我们用什么？普惠如果不能用了，但我们华国国产发动机还没有1200轴马力的。”
沈千帆没有马上决定退不退。他走回桌边坐下，看了一眼那张生产排期表：“先不急。等李处长那边的消息回来再说。在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之前，不动。”
29日下午，李处长的信息回来了。他没有发邮件，直接打了电话过来，声音和平时一样稳：“查到了。普惠近期收到几家欧美涡桨飞机制造商的联合沟通文件，是欧洲那家老厂牵的头，美国一家、加拿大一家跟着签名。文件核心措辞是：如果普惠继续支持KUO-5000，他们将重新评估与普惠的长期合作关系。”
沈千帆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李处长继续说：“他们没提任何违规的事。没有威胁、没有警告、没有涉及法律的内容。就是相当于说了一句话：你选哪边。而且这份文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只是一个沟通函。但它比合同更有用，因为它告诉普惠，如果为你的KUO-5000提供发动机，可能会失去更大的市场。普惠是上市公司，股东不会容忍管理层为了一个小订单得罪一群大客户。”
沈千帆说：“知道了。”
李处长说：“有需要再找我。”电话挂了。
30日上午，爱丽丝的信息也到了。电话接通后她直接说：“因尼航空圈有人在传，普惠在东南亚的代理商被总部询问‘是否了解KUO-5000的量产计划’。询问本身不违法，代理商本来就应该知道客户的生产计划。但问题在于询问的时间点，正好是欧美同行发出那份沟通文件之后的一周内。普惠不只是收到了沟通文件，他们已经在评估断供带来的实际影响了。”
沈千帆听完后沉默了几秒：“他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只是告诉普惠：让他选边站。”
12月1日上午，金融中心会议室的屏幕亮了。王嘉铭在纽约，爱丽丝在雅加达，陈伟强与沈千帆在一起，没有寒暄，直接把情况摆了出来：“普惠延迟交付第二批发动机。原因不是供应链问题，是欧美几家涡桨飞机制造商联合向普惠施压，告诉普惠‘你帮KUO-5000，我们就重新评估跟你的合作关系’。同时，普惠总部已经在询问代理商关于我们量产计划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