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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生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仿佛那繁华景象就在眼前。每每回想，都叫她满心眷恋。
“妹子，还没睡着啊？”
斜对面床上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翻了个身，压低了嗓音跟她搭话。大姐的脸上刻满风霜，眼角的皱纹深得像沟壑。
张招娣侧过身子，朝着那边看了一眼，小声应道：“睡不着，心里有事。”
“我瞧着你像是第二次来北京？上次我在这里见过几个熟面孔，也是一趟一趟地跑。”
“嗯，大姐，我是第二次来了。上一回，没能把材料递上去。”张招娣轻轻叹了一口气。
“唉，这条路难走哇。”大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劝过好多姑娘媳妇，能放下就放下吧。有些案子，跑个三年五年，也不见得能有消息。你还年轻，何必把一辈子都拴在这上面。”
“我放不下。”张招娣的声音轻轻的，却很坚定，“他是冤枉的，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我就得来试一试。”
大姐听了，也不再多劝，只是叹了一声：“你心里有数就好。只是现在不比前些年，外头风声紧，上访也要守规矩，要是老是滞留不归，弄不好……会送去劳教，你可得千万小心。”
“劳教？”
这两个字像一块冰，猛地砸进张招娣的心里。她之前隐约听老家有人说起过，可从来不敢往自己身上想。一股寒意顺着后脊背爬上来。
大姐见她神色变了，连忙安慰：“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只要材料递上去，按规矩登记，一般没事。就是别长期耗在北京不走。”
张招娣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
为了王煜生，她褪去女子本该有的羞涩矜持，活成了一个常年在外奔波、满身烟火气的妇人。常年风吹日晒，她脸上也添了细纹，往日清亮的双眼也不复当年神采。可她从来不曾后悔，心中毫无怨恨。也有不少好心人劝她就此放下，可她总觉得一切都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那些善意的劝慰，她只默默听在心里。
自从上次去劳改场所探望过王煜生之后，她便再没有机会前去看望。如今完全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脑海之中，一遍遍浮现他温柔如水、含情脉脉的模样。
她翻过身子，身不由己地轻轻叹息。屋子里面弥漫着一股难以消散的消毒水气味。在辗转反侧之中，浓浓的疲惫终于涌了上来，她渐渐沉入梦乡。
天色慢慢破晓，淡青色的天幕，晕开一层淡淡的粉红，粉色之下，潜藏着万千道耀眼的金光。
窗外隐约传来早起行人走动的脚步声，还有自行车清脆的铃铛声。
张招娣早早起了床。她从帆布包里摸出一支旧牙刷，一小块肥皂，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洗漱间。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冰得刺骨，她咬着牙，麻利地刷牙洗脸，又掏出小梳子，把短发仔仔细细梳得光溜溜的，打理得整整齐齐。
随后，她跟着一同过来的访客，来到招待所的食堂吃早饭。
食堂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几张长条木桌，板凳高低不齐。早饭是两个二两重的玉米面馒头，配上一大碗大白菜清汤，汤里只飘着几粒盐星子，油花都看不见。
“妹子，拿好你的。”打饭的师傅把馒头和搪瓷碗递到窗口。
“谢谢您。”
张招娣拿起一个馒头慢慢啃。玉米面有些刺嗓子，干巴巴的，大白菜清汤淡得几乎没有味道。她吃了一个，把另外一个仔细收进帆布包里面，留作中午充饥。在北京，随便买个烧饼都要花钱，能省一点算一点。
吃完早饭，她随着长长的人流往中央办公厅接待站走去。
中央办公厅接待站门口的路面上，来访群众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弯弯曲曲绕出去很远。人们缓缓向前挪动脚步，鞋底踩在夜里结过薄露、湿漉漉的地面，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大家都赶着时间，目光时不时落在手表与来时的路上，一边张望一边慢慢往前移步。
清晨的风还是冷的，不少人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不停跺着脚取暖。队伍里到处是压低的交谈声。
“你来了几回了？”
“第三回了，材料交上去，一点回音都没有。”
“听说最近查得严，好多人劝我早点回乡，别在这里逗留，不然怕要按规定送去劳教。”
劳教两个字，又一次飘进张招娣的耳朵里。
她心里咯噔一下，昨天夜里招待所大姐的提醒又浮现在脑海。
她站在了长长的队伍当中，指尖微微发凉。
这个时候她心里暗自思量，眼下正是严打时期，当务之急就是要反映王煜生的平反诉求，摘掉扣在他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才是最要紧的事。
她低头望了望帆布包里准备好的申诉材料，还有判决书的复印件。
还有一桩心事压在她心底，沉甸甸的。她心里清楚，她和王煜生没有成婚，便有了肌肤之亲，放在当下既是违法，也是不道德的。
只要一回想起当初和王煜生相处的那一幕幕，她就为这份逾越规矩的感情满心苦楚，只觉得这是一粒偷来的苦果。
但凡耳边响起一点响动，她的身子便不由得一阵哆嗦，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浑身上下如同被利刃割过一般，阵阵刺痛。
在内心的最深处，她明白自己和王煜生的这份行为是卑微而见不得光的。每逢此处，她既没有底气去指责旁人，也不敢堂堂正正抬眼去看待别人。从前的她，一直自认为是高尚、纯粹又心怀善意的姑娘，可如今一切都变了。
若想重新拾起那份底气，坦荡满怀希望地活下去，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为王煜生打赢这场官司，帮他洗清冤屈，解除劳动改造。
沉重的压力、无尽的烦恼，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缠绕着她。还有那个可怕的警告：要是一直滞留在京，事情迟迟办不下来，就有可能被送去劳教。
队伍慢慢往前移动，一步，又一步。
不知道排了多久，终于轮到她。
张招娣揣着一颗局促不安的心，从门外走进中央办公厅的洽谈室。洽谈室不大，摆着几张办公桌，靠墙放着几把木椅子。
她在椅子上静静坐下，等候接待人员问话。
屋子里安安静静，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每一声，都像敲在她的心尖上。
她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手心沁出一层冷汗。
脚步声响起来，办事人员步履轻快，快步向她这边走了过来。
那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穿着蓝色的干部服，神情严肃却并不凶狠。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有什么诉求？”
一下子，张招娣浑身绷得笔直，额头密密冒出一层冷汗，双脚不受控制微微发抖，后背一阵发凉，仿佛有一阵刺骨的寒风穿透了她的身体。
她僵硬地慢慢转过头，身上的肌肉全都紧绷起来。这一刻，她不只是害怕申诉失败，更隐隐想起了那个叫劳教的可怕后果。
心底翻涌着强烈的自卑，她只觉得自己是个品行不端、不知廉耻的女人。头埋得低低的，根本不敢抬眼与人对视，满心都是惶恐不安。
她喉咙发紧，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出细若蚊蚋的声音：
“同志……我叫张招娣，我从湖南来，我是来递交申诉材料的，我想为一个叫王煜生的人申诉，他是被冤枉的……”
说话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一不留神，滚烫的泪珠，顺着脸颊无声滑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