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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两人走出荣军巷。雪又下起来了，细密的雪粒在夜色里飞舞，像无数白色的飞蛾扑向大地。
“建业，”于凤至忽然问，“你说，咱们现在最难的是什么？”
徐建业想了想：“是……是怎么在重庆、延安、苏联之间周旋，还能保持独立。”
“不对。”于凤至摇头，“最难的是，怎么让这二十万大军、这三千万百姓，拧成一股绳，往一个方向走。”
她停下脚步，望着远处县衙的灯火：“打仗的时候，敌人明确，目标清晰。现在仗打完了，或者暂时打完了，问题就来了——有人想升官，有人想发财，有人想回家种地，还有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
“所以您才要搞政治整训？才要成立士兵委员会？”
“嗯。”于凤至继续往前走，“但光靠说教没用，得让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明天开始，我要在北镇搞一场‘忆苦思甜’运动。”
徐建业没听懂：“忆苦思甜？”
“就是让老百姓来讲，鬼子来了之后，他们过得是什么日子；让战士们来讲，他们为什么参军，看见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于凤至的声音在风雪里很清晰，“然后让所有人一起想：等打跑了鬼子，咱们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她顿了顿：“这个运动，先从荣军巷开始。让铁蛋他们讲，让孙铁柱、王小虎讲。讲完了，让老百姓讲。讲完了，让干部讲。最后，我讲。”
徐建业忽然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是要重新锻造这支军队的灵魂——用鲜血、眼泪、苦难，还有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像打铁一样，把二十万颗心锻造成一块铁板。
“我这就去安排。”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不急。”于凤至说，“先去县衙。重庆的人快到了，咱们得准备几道硬菜，招待招待。”
她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但那笑意没到眼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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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八，刘斐的“整编小组”到了北镇。
来的阵仗很大——三辆吉普车，两辆卡车，前后还有摩托车护卫。刘斐本人穿着笔挺的黄呢军装，披着将官大氅，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破败的街道和两旁肃立的抗联士兵。
张兰生和冯仲云在县衙门口迎接。两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没戴军衔，但腰板挺得笔直。
“刘次长远道而来，辛苦了。”张兰生伸手。
刘斐和他握了握手，手很软，但握得很用力。“张主任客气。委员长一直挂念东北将士，特命我前来慰问。”
寒暄过后，众人进了县衙。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长条桌上铺着蓝布，摆着茶碗——是普通的粗瓷碗，茶水是北镇本地的野山茶，有点涩。
刘斐坐下后，没急着谈正事，而是环视了一圈：“于副总司令……不在？”
“副总司令军务繁忙，委托我们全权接待。”冯仲云不卑不亢地说，“刘次长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刘斐笑了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军委会的命令。鉴于东北战区战功卓着，特予扩编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张汉卿上将任总司令，于凤至中将任副总司令，辖五个军又三个独立旅。所需粮饷、装备，由中央统一拨付。”
文件推到桌子中央。张兰生拿起来看了看，又轻轻放下。
“感谢委员长厚爱。不过……”他顿了顿，“东北战区的编制、人事，一直由战区自行决定。中央突然插手，恐怕……不妥。”
刘斐的笑容淡了些：“张主任此言差矣。国军乃国家军队，自然要受中央统一指挥。此前你们孤悬敌后，情有可原。现在既然光复了北镇，与后方联系已通，理应回归建制。”
“回归建制可以。”冯仲云接话，“但有几个条件。”
“请讲。”
“第一，东北战区现有编制、人事不变，中央可以派联络官，但不能直接指挥部队。”
“第二，粮饷装备，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中央拨付。但中央须承认我们自行发行的‘流通券’为法定货币，在控制区流通。”
“第三，战后东北的行政、经济重建，由东北各界代表协商决定，中央不得强行委派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