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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走在前面。他披着那件不合身的白大衣，左手的枪已经插回了口袋，右手拎着一盏从环形平台底层取出来的手提灯。灯是老式的煤油灯改装的，灯芯上裹着一层淡紫色的荧光苔藓，发出稳定而柔和的光。他走得不快，脚步在苔藓上几乎没有声音，显然这条通往核心区的路他已经独自走过无数遍。
杨兴跟在他身后。克莱尔和史蒂夫被阿尔弗雷德安排留在培养罐区休整——“前面是我妹妹的私人区域，她不喜欢太多人。变量X一个人进去就够了。你们可以在环形平台的储备室里找到医用补给和弹药。”克莱尔当时看了杨兴一眼，杨兴点头。她才把M79放在膝盖上，背靠着一个完好的培养罐坐下，但没有合眼。
通道很窄，只够两个人并排走。墙壁从裸露的岩层逐渐过渡到光滑的合金板材——保护伞的标准地下实验室结构。苔藓在这里变少了，只在墙角和管道接缝处零星分布，但温度反而比培养罐区更低。不是制冷机组的冷，是更干燥的、被精密空调系统精确控制在某个特定温度的冷。阿莱克西亚的休眠需要恒定低温，阿尔弗雷德在这条通道里装了独立的温控系统。
“前面的隔离门需要虹膜识别。”阿尔弗雷德停在一扇纯白色的金属门前，把脸凑到扫描器上。红光扫过他的右眼，门锁弹开，门板无声地滑入墙壁夹层。“虹膜数据库里只有两个人的记录——我和她。我父亲的已经被她删了。”
杨兴跟着他走进门后。然后停住了。
这不是实验室。至少不是他认知中保护伞风格的实验室。没有不锈钢操作台，没有成排的监测设备，没有消毒水的气味。这是一间被改造成私人空间的休息室，面积不大，大概四十平方米，天花板挑高只有两米出头，四壁贴着暖色调的木板，地面上铺着一块已经褪色的波斯地毯。角落里放着一张真皮单人沙发，扶手上的皮革磨出了裂纹。沙发旁边是一台老式黑胶唱片机，唱片还搁在唱盘上，封套靠墙立着——拉赫玛尼诺夫。墙上钉着几排木质书架，书脊上的烫金标题已经斑驳，但排列整齐，不是装饰性的整齐，是被人反复翻阅后每次都用相同顺序放回的整齐。
书架旁边是一张实木书桌。桌上摊开着一本手写笔记，钢笔搁在笔架上，墨水瓶的盖子没拧——十五年没拧。桌角放着一个相框，照片里两个金发孩子站在岛上监狱区的围墙前面，女孩比男孩高半个头，一只手搭在男孩肩上，嘴角有一点极淡的笑意。男孩在笑，笑得毫无保留。阳光很好。照片背面朝外翻着，露出褪色的钢笔字：1983年7月，阿莱克西亚与阿尔弗雷德，洛克福特岛。
“你一直保持这里原样。”杨兴说。
“除了除尘和换地毯。”阿尔弗雷德站在门边，没有往里走，好像他自己也在这间房间里有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空调滤网每三个月换一次。唱片机还能放。她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有时候我会坐在这里放一遍，整好十分钟——监控室到这里的来回时间，太久了她会发现我在偷懒。”
他在用“她”称呼一个已经十五年没有跟他说过话的人。而且他说“她会发现”的时候，语气完全是认真的——不是比喻，不是怀念，是确信她醒来之后会检查他的工作日志。
“她的书房。不是实验室。”阿尔弗雷德指了指书桌后面的另一扇门，“书房后面才是低温舱。她坚持要把休眠舱放在书房隔壁，而不是隔离区。她说——‘睡在书房隔壁的话，醒过来就能接着看昨晚没看完的书’。那年她十五岁。她在决定把自己冷冻之前，最后一件事不是写实验报告——是把一本书摊开扣在桌上，翻到她没看完的那一页，然后躺进休眠舱。她说回来接着看。书签还没取。”
杨兴走到书桌前，低头看那本摊开的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钢笔字迹却还清晰。不是公式，不是实验数据——是一幅手绘的植物解剖图。铅笔打的底，钢笔勾的线，墨绿色水彩涂的维管束，每一根导管的标注都是工整的小字。画的是太阳阶梯。图纸右下角有一行被划掉的字，划得不太彻底，还能辨认：“如果是阿尔弗雷德种的那棵——”没有下文。她写到一半，划掉了。然后把笔记本翻到了另一页，开始列病毒载量计算公式。
书桌抽屉没关严。杨兴没有拉开，但从缝隙里能看到里面塞满了信纸。没有信封，没有邮戳，没有寄出过。每张信纸的开头都是同一行字：“阿尔弗雷德，今天的花园——”然后断了。她没有写完任何一封。
“她从来没寄过。”阿尔弗雷德在门口说。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完全接受的事实，但陈述本身仍然需要消耗某种可见的力气。“我是在她进入休眠后整理遗物时发现的。她每次想给我写信都只写了一个开头。她不知道怎么写。她会的所有语言——她十二岁就会四种语言——都不够她写完一封信。因为她想写的是‘对不起’。而她不会说对不起。”
杨兴从书桌前转过身来，看到阿尔弗雷德从白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金属钥匙。老式的黄铜钥匙，磨得很亮，被体温捂得温热。他走向那扇通往低温舱的侧门，把钥匙插入锁孔，但没有转。
“我在外面等。”阿尔弗雷德把手从钥匙上移开，“这是她的房间。我没有进去过——除了换设备、修管道、调温控。每次都是她不在的时候进去的。她睡着的时候不算在。所以我不在她面前。”
他把钥匙留在锁孔里，后退了两步，站到书房的门口。那件不合身的白大衣被他重新拢了拢，两手插在口袋里，肩膀靠着门框。他看起来像一个在等医生从病房里出来的家属，等了十五年，已经不会催促了。
“你进去吧。”他说，“我在这里等。如果她醒了——”
他没有说完。他不确定如果她醒了，第一眼想不想看到他。他为这个问题准备了十五年，直到今天，还是不敢提前准备答案。
杨兴转动了钥匙。锁芯发出清脆的弹响，低温舱的门缓缓向内打开。
冷雾从门缝里涌出来，和他在监控画面里见到的一模一样。但雾的后面不再是隔着屏幕的距离——是真实的。房间很小，比外面的书房还小，大概只有二十平方米。四面墙壁都是嵌入式的生命监测设备，呼吸频率、脑电波、体温、病毒载量，所有数据都在屏幕上持续滚动。房间正中央是那个巨大的圆柱形玻璃低温舱，和他在监控画面里看到的一样——淡蓝色的保护液，缓慢飘动的银发，体表搏动的紫色花纹。但有一个细节在监控画面里看不清：她的嘴角是抿着的。不是在放松状态下的微张，而是抿着。即使是在十五年的沉睡中，她的面部肌肉仍然维持着一个极轻微的、近乎固执的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