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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手机放进口袋，站在水渠边上，看着渠底浑浊的泥水。周磊已经穿上鞋，拎着证物袋走过来，里面装着那三片碎纸。纸片在袋子里薄薄地贴着，像三片风干的树叶。
“机械厂家属院的总机，”周磊说，“她打的那个长途，是打到机械厂的。”
陈建国没回答。他转过身，沿着水渠往回走，步子不快不慢，脑子里把那几个数字和面馆老板的话拼在一起。沈桂芝七月二十五日到红旗乡查完王桂英的户籍，然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机械厂家属院的总机——她在电话里跟谁说了什么？打完电话之后，她把记电话号码的纸条撕碎扔进水渠，带着镯子回了县城，在产房里守了一夜。
他走到乡政府门口，停下脚步。邮局的铁门半开着，里面只有一个柜台，柜台上摆着一部老式电话机，机身上的漆都快磨没了。他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往本子上抄东西。
老邮递员抬头看了他一眼：“寄东西还是打电话？”
“九八年九月，有人在你这里打过长途，”陈建国把沈桂芝的照片放在柜台上，“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老邮递员拿起照片，凑近了看，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看了好一会儿，把照片放下，摇了摇头：“隔了十年，记不清了。每天来打电话的人多得很。”
“她打完之后，把记号码的纸条撕碎扔进了门口的水渠。”
老邮递员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盯着陈建国看了几秒。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那排铁皮柜前面，拉开第二个抽屉，翻了半天，抽出一本蓝灰色封面的底册。
“九八年长途电话的登记底册都在这里，”他把底册放在柜台上，“但我们这儿不记具体内容，只记通话时长和落号。”
陈建国翻开底册。纸面泛黄，钢笔字清楚，一行一行记着九八年九月每一天的长途通话记录。他翻到九月那一页，手指顺着日期往下移。
九月十五日那行，时间栏写着：下午四点十分。时长栏写着：两分四十七秒。落号栏里，手写着一串数字——8-2-7转3-1-5。
周磊凑过来看了一眼，低声说：“机械厂总机转接分机，3-1-5。”
陈建国把底册合上，还给老邮递员：“能查出来3-1-5分机当年用的哪个房间吗？”
“那得找厂里的电话班。”老邮递员把底册收回去，“九八年的分机分配表，厂里有存档，但人事变动多，说不准还在不在。”
周磊拿出手机按了几下：“我找厂办的老主任问一下。”
两人走出邮局，站在门口等电话。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地面蒸着热气。周磊拨了号，对着电话那边报了一遍分机号，等了一分多钟。
“还在，”周磊挂了电话，看着陈建国，“315分机，九八年用的是厂办二层最西头的办公室——林德福当年就在那儿坐。”
陈建国没有意外。他靠着邮局门口的水泥墙，仰头看了一眼天上的云。云很白，一动不动，像是被钉在了天空上。
“她查完王桂英的底细之后，第一个通知的就是林德福。”周磊说。
“不是通知，”陈建国说，“是确认。她手里已经有了病历，有了镯子，有了信封，但她还需要一个活人的证词。她打电话问林德福——这个名字有没有弄错。”
“林德福怎么说？”
陈建国摇了摇头：“不知道。但这通电话之后，沈桂芝就带着镯子回了县城，进了产房。”
周磊沉默了一会儿，说：“林德福当年在厂办那间办公室里，接到她的电话，听她说了王桂英的名字和地址——然后呢？他做了什么？”
“他等着。”陈建国直起身，“等着王桂英把孩子抱走，等着沈桂芝辞职离开。等一切都静下来之后，他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在厂里上班，继续回家吃饭，继续做那个好丈夫好父亲。”
“直到十年后，沈桂芝在省城看见了他。”
陈建国没说话。他走回水渠边上，蹲下来，用手沾了一点渠底的泥水，看着水从指缝里漏下去。碎纸片被捞走了，线索被拼出来了，但沈桂芝当年站在这条水渠边上撕碎纸条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把最后一根绳子也松开了？
他站起来，擦了擦手，说：“回县城。”
车子在乡道上开着，两边的杨树枝叶遮出一小片阴凉。陈建国靠在副驾上，闭着眼睛。
“王桂英是林德福找的，”他慢慢说，“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工作，没有丈夫记录，三十二岁。她为什么愿意抱走一个孩子？”
“钱。”周磊说。
“对，钱。”陈建国睁开眼睛，“但光有钱还不够。她是谁找来的？林德福和她之间隔着多少层人？”
车子进了县城，在红砖楼门口停下。陈建国上楼的时候，苏晚正在接电话，看见他进来，一边对着电话说了几句，一边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他接过来一看——是省城电信局九八年内部电话表复印件，林德福的办公电话栏里，清清楚楚写着“转分机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