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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把门牌举到眼前，放大镜压在那个“安”字上，笔画之间的间隙清晰分明。她把门牌翻过来看正面，黑漆字只露出一角，最前面的两个字已经磨得模糊，但第三个字能看出一段地址前缀的形状——“中山”。
“中山路？”她问。
沈芳华靠在地下室门的门框上，目光落在门牌背面那个“安”字上，没有接话。
陈建国从苏晚手里接过门牌，用大拇指在正面的黑漆上擦了一下。漆面很硬，擦不动。他又摸出那把铜钥匙，把它拿到小手电的光都有一种规整的对称感。他蹲在木门前，把钥匙插进门锁的锁孔里试了一下——插到底了，严丝合缝，齿纹和锁的弹子咬合时发出很轻的“嗒嗒”声。
“钥匙对这扇门是对的。”他拔出钥匙，站起来，转向沈芳华，“你那把锁是后换的？”
“对。”沈芳华把手里那把锯过的铁锁搁在门口的木桌上，“这扇门是协作点原有的木门，门锁是装在门板上的那种老式暗锁，锁孔是椭圆形的。当年改造成家属院的时候，社区在门上又加了一道铁皮和一把挂锁，后来挂锁被人锯了，木门没换过。”
苏晚把铜钥匙翻过来看背面的钢印，又对照了一下木门锁孔的形状，点了点头：“那就是说，这扇门的锁从1994年就没换过，钥匙在谁手上，谁就能开。”
“对。”沈芳华停顿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我丈夫当年告诉我，钥匙交给你爷爷了。他以为你爷爷会自己来开，但他没来。”
“为什么没来？”陈建国问。
“我不知道。”沈芳华抬起头看着他，“我后来去找过他，问了两次。第一次他说‘还不到时候’，第二次他什么都没说，只摆了摆手。”
陈建国把门牌翻到背面，小手电的光照在那行铅笔字上，“摄于1994年7月16日，清江县医院协作点二楼最里间。安。”他盯着那个“安”字看了几秒钟，然后问：“安——这是人名？”
“名字。”沈芳华回答说，“负责拍照的。”
“不是照片上写的那个字，是拍照的人自己留下的署名。”沈芳华说着，往屋里走了两步，伸手摸了摸那个空柜子的柜门边缘，“协作点有规定，每卷底片冲洗出来以后，拍摄的人要在底片袋上签名。这个人习惯把名字画在圈里，圈一个‘安’字，意思是他负责这一卷。”
“他在协作点干了多久？”苏晚问。
“七年。”沈芳华把手从柜门上收回来，“具体年份我记不太清了，应该是从1987年到1994年。他只拍底片，不参与其他工作，白天在医院各科室扛着机器拍设备、拍房间、拍手术室的布置。后来协作点改制，设备要移交，他又拍了一圈交接底片。1994年7月那卷，是他拍的最后一卷。”
陈建国把门牌收进背包里，把铜钥匙也装好。苏晚从包里抽出社区居委会给的登记簿复印件。封皮写着“协作点·固定资产移交·1995年”，里面有一条手写记录：“二楼最里间，铁皮柜一只，对应钥匙编号机-87，存有协作点设备维护手册三册及一卷底片。”苏晚用放大镜看那行字，发现底片那栏被一条黑线划掉了，但起头问沈芳华：“登记簿上划掉的部分原本写的是什么？”
沈芳华摇头：“我从没开过那个柜子，也没见过底片。我丈夫当年在协作点帮忙，他只说那卷底片很重要，锁在柜子里，钥匙交给你爷爷保管。”
陈建国问：“他有没有说过底片里拍了什么？”
“没有，他说开柜子的日子还没到。”
苏晚把复印件转向陈建国：“钥匙编号机-87，和信封上的编号一样。”陈建国把铜钥匙背面的钢印凑近看，果然刻着“机-87”三个字。
他站起身：“老照相馆在哪里？”
沈芳华没有直接回答。
陈建国掏出手机，拨了那个号码。听筒里的盲音响了五声，“您拨的号码是空号”。
“断了。”他挂断电话，把屏幕给沈芳华看。
沈芳华看了一眼屏幕，没有说什么，只是把那张报纸叠好，放进口袋里。
“他走以前留了一个信儿。”沈芳华说，“他说那卷底片很重要，锁在协作点二楼最里间的柜子里，钥匙交给你爷爷保管。他自己拿走了一部分负片，说是有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他联系过吗？”
“没有。”
隔板
信封上写着一个“安”字，笔迹和门牌背面的铅笔字完全一致。
苏晚把信封拿出来，没有当场拆，先让陈建国看了一眼。陈建国接过信封，用手捏了一下——里面不厚，像是装着几张纸。他把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来两张东西。
一张是收据。收据是手写的，抬头印着“清江县照相馆”的圆形红章，时间是1994年8月12日。收据上写着：“冲印胶卷一卷，编号机-87附件卷，费用12元，已付清。”
另一张是便条。便条只有巴掌大小，纸已经发脆，折痕处裂开了一道口子。便条上写了一行字：“已冲洗，底片留存，负片由我保存。有需要时联系这个号码。”号码和老孙头彩票纸背面的号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