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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省城医院前，陈建国先回了一趟老院。母亲说，拆迁前想再看最后一眼，他把苏晚发来的地址压在手机里，没有急着回复。
车停在一片灰扑扑的矮墙边上。陈建国先下了车，绕过车头去开后座的门。母亲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窗外的老院子，没有动。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手帕叠得方方正正，四个角折得很整齐。
“妈，到了。”陈建国伸手扶着车门上沿，怕她撞到脑袋。
母亲慢慢从车里挪出来，站在原地没动。她抬头看了一眼院门上方那块掉了漆的铁皮号牌，号牌上有两道划痕，油漆已经翘起皮，露出了一下，指腹停在一个浅浅的印记上。
那是她年轻时刻的一条划痕——陈建国出生的那年夏天，她把他放在门框边上站着，拿了把菜刀背在木头上刻了一道线。刀痕已经变深了，木头表面凹下去一条细槽，槽里积着灰尘。
“还在。”母亲说了一声，声音不大，像跟自己说，又像跟门框说。
陈父从副驾驶座下来，站在车边上抽烟。他抽了一口烟，扭过头去看院墙。墙上的白圈已经画好了，圈里写着数字“拆”，字是用红漆写的，笔迹潦草，最后一道拖得很长。邻居王婶正站在自家门口往三轮车上装东西——几口铁锅用报纸裹着，叠放在车斗里；旁边放着一摞旧鞋盒和红塑料脸盆。
“搬了吗？”陈建国问王婶。
“搬喽，明儿最后一批，不搬不行了。”王婶拍了拍手上的灰，朝陈家院子努努嘴，“你妈一直不让动，说想再住一晚。”
母亲没有接话。她收回手，转身在门框边上站了很久，然后推开院门。门轴干涩得很，发出吱呀一声，像是木头在抱怨。院子里比她印象中窄了不少——两棵梧桐树长粗了太多，树冠把半个院子遮得阴凉一片，树根拱起了一截地面，把砖缝撑开了几道口子。
母亲走进院子，绕着那棵老梧桐走了一圈，在树干上几个疙瘩上摸了摸。她走过堂屋门口，停在一面墙前面。墙上离地面大约半米高的地方，有一片手画的痕迹——颜色已经淡了，但还能看出是个不成形的小人，头上顶着一个太阳，歪歪扭扭。
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车里跑了出来，冲进堂屋里。她一眼看见那片涂鸦墙，喊了一声：“奶奶你看，我画的还在这！”
母亲没有动，站在墙前面，低头看着那片已经模糊的涂鸦。女儿的喊声在院子里回荡了一下。
晚饭是母亲自己做的。她从橱柜里翻出两口旧碗，洗了三遍才用。菜是从门口菜摊买了青菜、豆腐和一条鲫鱼，都是最简单的家常做法。母亲炒菜的动作很慢，油下锅以后等了很久才放菜，像是在慢慢习惯这个老灶台。陈父坐在堂屋里抽烟，一根接一根，偶尔抬头看屋顶的瓦片。瓦片有三四片已经裂了，上面压着几块砖头防止漏水。
饭桌上没说什么话。母亲夹菜给女儿，女儿吃了一口豆腐，皱了一下眉，低头吐在碗里。母亲没有问她是不是不好吃，自己夹了一筷子豆腐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又吐了出来。
“老了。”她说。
陈建国没有接话。他低头把碗里的粥喝完了。
吃完饭以后，母亲从里屋的柜子底层翻出一个东西。柜子是老式的红漆木柜，漆皮已经大片脱落，露出里面的木色。她打开柜门，掀开铺在底层的一层旧报纸，从报纸着几个黑漆大字——“清江县人民路17号”。
“这是买这个院子的时候，原主人留下的门牌。”母亲把木板翻过来，背面朝上，“你看这后面。”
陈建国接过来看。木牌背面有一行铅笔小字，被漆盖住了大半，只能看到最上面露出来的笔画。他拿手擦了擦表面，在灯光下凑近看，隐约看出是“沈”字的上半部分——一个“氵”和一个“冖”的轮廓，，刮不动。
母亲看着他的动作，没有出声。
晚饭后，陈建国坐在堂屋门槛上，把旧门牌反复翻看。他的手指在木板背面摸索着，在漆面是有人先用铅笔写了字，再刷了一层漆把字盖住了。他从工具包里翻出一张薄纸覆在木牌背面，用铅笔轻轻拓了几遍，再拿到灯下看。拓印里隐约能看出四个字的轮廓——
沈家木器行。
他心里一动，把四个字在心里念了两遍。这个行号他见过——在省城市档案馆的区段登记表里，挂在清江县医院驻省城协作点的名下。
手机响了，是苏晚。
“我到了旧址院子门口。那个协作点现在改成招待所了，前面是个小院，里面有一棵歪脖子槐树，用铁栏杆围起来了，还挂了块‘古树保护’的牌子。”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院里的信号不太好，话筒里传来电流声和风声，还有苏晚走路的脚步声。
“我站在树前看过了。”苏晚说，“那棵槐树树干上刻着一个字，看不清了，但好像是‘沈’。”
陈建国挂了电话，低头看着手里的门牌拓印。树干刻字他还没亲眼见到，但苏晚描述的刀痕和门牌背面的铅笔痕像在同一个方向上。
他回到堂屋门口，问正要起身的母亲：“妈，你知不知道老煤建宿舍那个家属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