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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把摩托车停在第三医院门口的自行车棚里，熄火，锁好车头。他站在车棚边上，抬头看了一眼医院门诊楼——六层，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瓷砖缝隙里长出一层薄薄的黑苔，被雨水和日光交替侵蚀过的痕迹。
他绕过门诊楼，往行政楼的侧门走。侧门没有挂牌，门框上方只贴着一张褪色的纸条，上面写着“档案室”三个字，用红色记号笔写的，字迹已经暗淡得只剩轮廓。门是关着的，但没锁，他伸手推了一下就开了。
走廊里的灯光昏黄，两边墙壁上半截刷着浅绿色油漆，下半截已经被磨出一道暗色的印痕。走廊尽头有一扇木门，门上钉着块铁皮牌——“档案存放室”。他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女人的脸，五十出头，戴着老花镜。
“找谁？”
陈建国把介绍信从门缝里递进去，又补上一张名片，说：“你好，我是省城建国商贸的负责人，过来查一份1999年精神科的住院登记资料。”
女人接过介绍信，脸凑近了，目光在纸上游走，从抬头看到落款公章。她看完，没有把门打开，反而把门缝推得更窄了一些，只留出一道窄缝，声音透过门缝传出来，带着一层警惕：“你是陈建国？”
陈建国没有否认：“对。”
女人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几秒，然后她把手伸到门边，扯了一下门把手，把门拉开了一点，但只拉了一半，自己堵在门框口。她抬起下巴，声音压低了半度：“我听人说起过你。你是清江那边旧案的那个当事人。”
“是。”陈建国没有解释，也没有回避，他站在原地，手垂在裤缝两侧，没往前迈一步。
女人看了他一会儿，又看了看手里的介绍信，然后回头朝走廊另一端看了一眼。走廊里没人。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门拉开：“进来吧。”
陈建国走进房间。房间不大，三面墙都是铁皮柜，柜门关着，挂着统一编号的金属牌。朝南的窗户关得严实，窗外能看见住院部楼的侧面墙。
女人走到靠墙的一张办公桌前，拉开抽屉翻了翻，拿出一个活页夹，翻了十几页，最后停在一页上。她用手指点着那一页上的几行字，然后抬头看他：“李秀兰，对不对？”
“对。”
女人合上活页夹，但没给他看，而是看了一眼门口，把声音压低下来：“我不是不给你看，但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你来之前，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这份记录了。”
陈建国没有动声色：“谁打的？”
女人没有直接回答，她低下头，手指在活页夹边缘反复摩挲了两下，然后说：“林德福。昨天下午打的。”
陈建国把照片和保卫日志的复印件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她面前的办公桌上。女人看了照片，又看了复印件，目光在复印件上林德福签字的位置停留了几秒钟。她抬起头，眼神变了，从警惕变成了一丝不安。
“你认识沈清禾？”
“是。”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然后拉开抽屉，拿出一只小铁盒，打开铁盒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张纸。纸是对折着的，纸质泛黄，边缘有些脆。她展开纸，摆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是李秀兰1999年在第三医院的出院登记卡片。
卡片上的字是钢笔写的，墨水已经褪成了浅褐色，字迹仍然清晰可辨：患者姓名李秀兰，入院时间1999年9月17日，出院时间1999年11月23日。诊断意见栏写着“精神障碍，原因待查”。家属签字栏是一个潦草的签名，笔画走得很快——赵卫东。
陈建国的手指按在赵卫东的名字上。笔迹的走笔方式他不陌生，他见过赵卫东签了上百次的单据。
“探视记录呢？”
女人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拒绝。她蹲下身，拉开最底层柜子，抽出另一本老式登记簿，翻到1999年那一页。她用手指顺着纸张一行一行地往下走，停在一个日期上。
“林德福。每月一次，从1999年10月到2001年2月。”她抬起头，“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五，每次都登记为一个小时，签字都是林德福亲笔。”
“她出院以后住在哪里？”
“出院登记上写的地址是清江西郊纺织厂家属院，四十栋三单元。”
陈建国拿笔记下地址，然后收好登记卡片的复印件，把照片放回信封里，站起来说了句“谢谢”。
女人在他转身之前，开口了：“陈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