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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半，省城长途车站的候车室里只有一盏日光灯亮着。苏晚坐在塑料椅子上，身边放着一个帆布包，包口没有拉严，露出几本蓝色封皮的旧式档案比对手册和一个木盒装的放大镜。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有些发亮了，但衣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领口露出一截白衬衫的边。头发扎成低马尾，没有戴任何首饰。
班车进站的时候，她提起包，排在最后上车。车上人不多，她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放在腿上，两只手搭在包上，没有睡觉。
天还没亮透，车窗外的路灯一根一根往后倒。车上的收音机放着一首老歌，司机跟着哼了几句，又停了。
苏晚没有看窗外。她从包里抽出一本档案比对手册，翻到夹着一页旧纸的地方，用手指轻轻抚平纸上折起的边角，又合上。
车到清江的时候，太阳刚升到屋顶的高度。
苏晚在物流区路口下了车，走进步行街的休息室。铁桌上还摊着昨晚那几页复印件，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
她把帆布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拿出装订工具、放大镜和那几本比对手册。她没有关门，让门虚掩着，把椅子拉到铁桌前，坐下，打开放大镜。
第一页的划转凭单，签字是她之前看过照片的那一种。她把放大镜移到日期栏，照了一会儿，又移到签名栏。
然后她把纸翻过来，看背面。
那行铅笔字在放大镜下清楚了很多。字迹很细，笔尖几乎是竖着划过纸面，留下了浅浅的划痕。撇和捺的力度不匀，左边轻、右边重，像是一个右手不习惯用铅笔的人写出来的，但又不像——字的整体走向是往右上方倾斜的，角度很稳，不是偶尔写出来那种歪斜。
苏晚放下放大镜，把纸放平，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笔画的走向。
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横平竖直，右手正常握笔的走法。然后把比对手册翻到中间，找到一张旧表格——上面有林德福当年的手写签名，是厂里登记设备编号时留下的，字迹端正，横画压得不重，竖画收笔有一点点回钩。
她比对了一下。
铅笔字的“年”字，最后一竖是直的，没有回钩。林德福签名里的“年”字，最后一竖有回钩，而且回钩的方向是往左上方——这是右手的习惯。
她放下笔，把那页复印件举起来，在光下看了看。纸张没有对折痕迹，只有中间压着一道印子，像是被人折叠过又展开之后留下的褶痕。
铅笔字写在折痕的上方，字的走笔没有受折痕影响——说明写字的时候纸是平的。
苏晚把纸放回桌上，没有拿起来。她坐在椅子上，手搭在桌边，指尖敲了两下桌面。
陈建国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她正在用装订针把复印件的一角固定在一张白纸上。她没有回头，说了一句：“第五页背面的铅笔字不是林德福写的。”
陈建国把门关上，走过来，站在桌子对面，低头看着那页纸。
“谁的？”
“不知道。”苏晚用针尖点了一下字的走向，“左撇子写的。而且不是自然左撇子——是刻意用左手写的。字往右上方倒，右撇子写不出这个角度，但也不是常年用左手的人的手劲。写得很小心，像是怕被人认出笔迹。”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把外套脱了放在椅背上，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苏晚继续说：“铅笔字的位置在第五页背面的右下角，正好是林德福签名那一页的背面。写这行字的人可能是复核时发现的，也可能是后来拿到复印件之后才补上去的。”
“林秀珍妈住院那年。”陈建国把这几个字念了一遍，声音很低，像在对一个答案，又像是在重复一个记了很久的数字。
“九三年秋天到冬天。”苏晚说，“你在厂里查到的报销记录里，没有这一笔钱的去向。”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看了一眼苏晚，没有点，又放回去了。
休息室外面有人敲门。敲了两声，停下来，然后又敲了一声。
陈建国站起来，走到门边，把门拉开一条缝。
是许青岚。她站在门外，手上提着一个旧式档案袋，袋子上沾着灰，封口用透明胶带贴了两层。
“周磊刚才打电话到你这儿了，”她说，声音有点喘，“他说林家有人今天一早去过公司柜台，问你是不是离开省城了。”
陈建国把门拉开，让她进来。
许青岚进门之后，第一眼就看见铁桌上摊开的复印件和放大镜。她没有说话，把档案袋放在桌子另一头的空椅子上，自己站到墙边，没有靠近桌子。
苏晚抬头看了她一眼，合上放大镜，把手里的装订针放在桌面上。
“你爸知不知道张保国手里有几页纸？”苏晚直接问。
许青岚站在墙边，两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沉默了几秒钟。
“他大概知道三页，”她说，“不知道还有两张背面有字。”
苏晚看着她，没有马上接话。她的眼睛很静，没有逼迫的意味，但也没有给许青岚任何滑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