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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透，陈建国就出了门。
巷子里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打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昨天夜里下过一场小雨。他踩过积水，按照寻人启事上印的那个地址，找到永和路东段。
整条巷子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早起人家炒菜的声音。他数着门牌号走过去，越走心越沉。巷子深处那间屋子门板钉着木条，交叉成x形，木条上还缠着生锈的铁丝。窗框上贴着泛白的封条，边角翻卷起来，封条上的日期早褪得看不出来了。锁孔塞满泥灰，一看就是好多年没人碰过。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敲隔壁的门。
敲了三四下，里面才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门开了一条缝，老太太从门缝探出头，满头白发乱糟糟的，身上披着一件旧棉袄。她眯着眼打量陈建国，目光落在他手里的寻人启事上，摇了摇头。
“早搬了。姓沈那家，九六年就走了，走得干干净净。”
“去哪了？”
“没留。那家男人走得早，女的带个闺女，后来病了一场，瘦得脱了相。有天半夜我听见她咳嗽，咳得撕心裂肺，第二天就没见人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陈建国把启事翻到背面，露出联系人号码。七位数，他走到巷口电话亭，投了硬币拨过去，听筒贴紧耳朵，传来规律的忙音。他又拨了一遍，这次等了好一会儿，还是忙音。他挂断重拨，这次话筒里传来空号录音，冷冰冰的女声重复了两遍。
他低头看启事上的印章。印泥已经发暗，只剩半个“林”字轮廓，边框是方形的，宋体字。他从兜里掏出一本旧笔记本，里面夹着他以前见过的林德福的私人印章印样。圆形，楷体，大小完全不同。他把两张印样并在一起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相似之处。
他叠好启事，掏出手机拨了老岳的号码。
“老岳叔，上次说的省城郊区那个厂子，具体地址在哪？”
“你要去找？”
“去看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岳像是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厂子倒闭五年了，剩个空壳。值班室有个姓孙的老头看着，七十多了，是以前厂里留守的。你找到他，问问认不认识徐凤莲。他常年在厂里，认得很多人。”
陈建国记下地址，又问：“徐凤莲走之前，有没有人见她拿过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比刚才更久，久到陈建国以为信号断了。然后老岳压低声音说：“后勤科有个姓吴的女的，跟徐凤莲关系还行。她说徐凤莲走那天早上，天刚亮没多久，在厂门口被林德福堵住了。林德福手里拿着一个旧牛皮纸档案袋，非要她交出来。”
“上面写的编号开头是‘94’。”老岳的声音更低了，像是怕被人听见，“林德福当时脸色很难看，发了火，说话声音很大。徐凤莲不交，夹在胳肢窝里走了，头都没回。”
“后来呢？”
“她再也没回来过。”老岳缓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几分凝重，“姓吴的说，那种编号的档案袋，是妇产科那边移交过来的。她以前在后勤科见过几回，都是这种黄皮纸袋，上面手写着年号和编号。”
陈建国挂了电话，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了两秒，转头对苏晚说：“去郊区。”
车开四十分钟，从柏油路拐进坑洼的土路，两侧是大片荒地，野草长得齐腰高。远处有几座倒塌的围墙，砖头散落一地。铁门已经生锈，门轴锈死了，半开着，门板上挂着一块铁皮牌子，上面的字褪得只剩几个笔画。
车开进厂区，满眼都是荒凉。空地上长满野草，有些地方草都枯了，露出底下干裂的水泥地。厂房窗户全碎了，玻璃碴子散在窗台下，风一吹就发出细碎的声响。车间大门敞着，里面黑乎乎一片，隐约能看到生锈的机器轮廓。
值班室在厂门旁边，房子不大，窗台上放着一个搪瓷缸，搪瓷掉了一大片，露出灰色的铁皮。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
陈建国走过去敲门。
木板门很薄，敲上去发出空洞的响声。过了好一会儿，门从里面拉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站在门口。他满头白发，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眯着眼打量陈建国，又看了看站在陈建国身后的苏晚，目光里带着几分警惕。
“找谁？”
“孙师傅吗？我叫陈建国，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老头没说话，转身从墙角拉出塑料凳子，摆在水泥地上，自己又坐回椅子上。椅子是一把旧木椅，椅面磨得光滑发亮。他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抬眼看着陈建国，“打听谁？”
“徐凤莲。她以前在这干过保管。”
老头的手在搪瓷缸上停住了。热水氤氲着一丝白气，他盯着缸沿看了一会儿，才说：“九五年来的，干了一年多，九六年就没来了。”他接过陈建国递来的照片，端详了很久，照片上的女人穿一件素色上衣，站在厂门口。老头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手指微微发抖。“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