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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县那张烧剩的纸片，陈建国最后还是先压回了文件袋。电话里那串外地区号指向邻省，苏晚查到地址时已经后半夜；比起一张残纸，那个亲口叫出“沈清禾她爸”的老人更不能再等。
陈建国和苏晚到达邻省郊区时，天刚亮透。晨雾未散，草叶上挂着水珠。他按老太给的地址找到那栋平房——院墙是红砖砌的，年久风化，墙角长出一丛野菊。院门没锁，虚掩着，门缝里露出一截水泥地。
他推门进去。
沈父正在院里浇菜。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工作服，袖子卷到小臂中间，手里握着一把长嘴水壶。水从壶嘴洒出来，落在菜叶上，溅起水花。他听见脚步声，没有抬头，把水壶慢慢放下，弯腰拧紧壶嘴上的开关，然后直起身，拿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了手。
毛巾是灰蓝色的，边缘抽了线。
“你们比她想的来得晚。”他说。声音沙哑，和电话里一模一样，但比电话里更稳，没有那种被烟熏过的疲惫感。
陈建国站在院门边，没有往前走。苏晚停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晨光斜着照在院子里，在地上拉出三道人影，两道短的挨在一起，一道长的横在菜畦上。
“清禾知道你在清东西？”陈建国问。
沈父把毛巾叠好，搭回肩膀。他看了一眼陈建国，目光没有回避，像在看一个久别重逢的人。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看人的时候很用力，像是要把对方的样子刻进脑子里。
“她不知道。”沈父说，“但知道我要做什么。”
“做什么？”
沈父没有回答。他转身走进屋，推开纱门。纱门合页锈了，发出吱呀一声响。他没有回头，只留下一句话：“进来坐吧。茶泡好了。”
陈建国和苏晚对视一眼。苏晚微微点头，先迈步往里走。陈建国跟在她身后，进屋前回头看了一眼院子。水壶还放在菜畦边上，壶嘴朝下，最后一滴水从壶口滴落，在泥土上砸出一个小坑。
屋里的家具很简单。一张木桌，四把椅子，桌面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塑料桌布。墙角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屏幕蒙着灰。厨房和客厅是连着的，灶台上放着两个搪瓷杯，杯壁有磕碰的痕迹。沈父把搪瓷杯端到桌上，茶水已经泡好，水面漂浮着几片茶叶。
他在木椅上坐下。椅腿下垫着一块旧砖，砖面磨得光滑，边缘有裂纹。
陈建国没有坐。他站在桌边，看着沈父。苏晚把门带上，站在门口附近。
“去年十月底。”陈建国说，“你回清江进库房，做了什么？”
沈父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茶。他的手很稳，杯子没有晃动。“有人通知我，归档编号要改。”
“谁？”
“不能说。”沈父把杯子放下，指尖在杯沿上转了一圈，“不是林德福，也不是赵家的。”
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烧过的纸片，放在桌上。纸片边缘焦黑，中间还残留着“金江县供销社”几个字。他把纸片往前推了推。
沈父低头看了一眼，没有伸手去拿。他沉默了几秒，伸手拿起纸片，拇指在纸片边缘摩挲了一下。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摸一件很旧的物件。
“这是我当年在金江县供销社的单子。”他说，“金江县的纸张，换过一次供应商，这种纸是八八年用的。”
陈建国从文件袋里抽出那张撕掉脸的照片，放在纸片旁边。照片背面朝上，写着“八七年春”和“清江医院行政科春节合影”。他把照片翻过来，缺了脸的女人穿着白大褂，胸牌上的字已经模糊。
沈父看见照片，手不动了。
他没有回避视线。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缺了脸的照片上，看了很久，久到陈建国以为他不会开口。然后他说：“这张照片的完整版在我手上。你不能看。”
“为什么？”
“因为那是她妈。”
“谁？”
“清禾。”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不收回，也不推近。苏晚站在门口，呼吸声很轻，但她没动，也没有开口。
沈父端起搪瓷杯，又喝了一口茶。这一口喝得很慢，像是在压着什么情绪。“清禾不知道这张照片。她知道我藏了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
陈建国把另一张纸放在桌上——铅笔编号的抄写纸。他把纸面朝向沈父的方向，没有说话。
沈父看了一眼纸上的编号，眼神沉了一下。他没有碰那张纸，但目光在编号上停了一下，像是在数位数。然后他伸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支旧钢笔。钢笔帽上刻着一个“沈”字，字迹已经被磨得很浅。
他把钢笔放在桌上，和编号纸并排放着。
“清江医院那个项目，我一直在改编号。”他说，声音比刚才更低，“原版编号会让人查到一份不该存在的加急单。”
“加急单和谁有关？”
“赵家的事。但和林德福没有关系。”
陈建国盯着他。“那和谁有关？”
沈父没有回答。他把钢笔收回口袋，又把那张编号纸叠好，放进了自己口袋里。他没有问陈建国的意见，动作很自然，像是那东西本来就该归他。
陈建国没有阻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