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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陈建国蹲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刷牙。他把牙刷咬在嘴里，从口袋里掏出昨晚整理的牛皮纸袋，重新打开检查了一遍。他从袋子里抽出那张“已故之人”的纸条，用手指摩挲了一下——纸面还残留着昨晚台灯光烤过的一点余温。
他把嘴里的牙膏沫吐进排水沟，拧开水龙头冲了把脸，水珠顺着下巴滴进领口。他把牛皮纸袋的折口重新折好，手指沿着折痕用力压了一下，换好鞋，把钥匙塞进裤兜。
站起身的时候，他摸到袋底多出了一张纸。
那张纸的触感和袋子里其他纸张不同——纸面微湿，边缘翘起，像是刚被人折好塞进去的。他立刻把牛皮纸袋打开，抽出来展开。纸上只有一行字，用手写体的圆珠笔写的：“小心，余国栋身边有赵家人”。
他抬头看向街道。
天刚亮的县城街道还很安静，石板路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露水反光。街对面的包子铺刚支起蒸笼，热气往上升。整条街上只有几个早起买菜的身影，没有一个人站在他店门口附近。
他把纸条翻过来看背面。纸是去年厂办废弃印制的稿纸——背面有一条横线格残余，空白处还有一点旧墨水印。那张纸的边缘和地面接触的部分翘起了很小的一层，用手摸上去有点潮。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低头看了一眼门槛边的地面。门槛石上有一小块水渍，圆点，不大，脚印的痕不太清楚，但能看出是刚踩上去不久。水渍的形状像是一个人的脚尖在地面上立过的痕迹——那种蹲下后站起来时用脚尖撑地留下的印迹。
他蹲下来用手指抹了一下，指尖上冰凉。水是冷的，不是汗。
纸条是今早塞进来的。纸面上的露水说明那个人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来了。赵家的耳目已经盯住了他这条线。他皱了皱眉，把纸条叠好，塞进自己衬衫口袋里，没放到袋子里。
他骑上摩托，油门拧到底，往城西赶。
摩托车的发动机声在老街上回响着，偶尔惊动路边的几只狗，狗在早晨的安静里叫了几声。他拐了三个弯，穿过一条只能一车通行的窄巷子，在里弄的最深处停下来。
门外挂着门牌，蓝色搪瓷牌子已经褪色，只能隐约看到号码。大门是半旧的木门，门缝有一指宽，他凑过去，抓着门框往里看——
院子里有一个低矮的水泥台，上面放着一只搪瓷盆，盆里泡着碗筷，水面浮着一层油花。厨房的门半开着，桌上的茶缸放在桌角，茶水的液面大约还剩半杯，在早晨的光里能看到杯壁上的茶渍还没有干透。
他敲了敲门。手指敲在木门上，门板发出沉闷的空响。没人应答。他再敲了两次，力度加大了一些，每次敲三下，中间停五秒钟。
还是没有声音。
他往后退了半步，蹲下来从门缝往里看，确认院里确实没有人走动。他把摩托锁好，转身走到相邻的院门口，敲了两下门。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披着外套拉开门，眯着眼睛看了他几秒：“你找谁？”
“大娘，我找余国栋。他不在家吗？”
老太太往外探了探头，看了看余家的门：“昨天下午走了。走得急，也没跟我说去哪儿。”
陈建国站直了身：“是谁来接他的？几个人？”
“一男一女。开一辆灰色的小车，车牌我记不住，好像是省城的号。”老太太把外套裹紧了一点，“他说要是有个人来找他，就让我递个信。”
陈建国停顿了一秒：“他怎么说的？”
“就一句——‘跟他说，他们来接我了，我没事。’”老太太说完，往后退了一步，“你是他什么人？”
“老同事的儿子。”陈建国没有多解释，点了点头，“谢谢大娘。”
他骑上摩托，没有掉头回去，而是停在了路口的电线杆旁边。从兜里掏出本子，凭记忆记下了几个数字：省城车号、灰色小车、一男一女。如果余国栋是被“保护性带走”而不是被抓走，接他的人应该是市里卫生口的车辆。他回忆了一下老太太描述的车身颜色和大小，脑子里闪过几个车型。
他拧了一下油门，摩托往前冲出去，开往市卫生局的方向。
市卫生局大院里停着两辆灰色帕萨特，还有一辆灰色面包车。他靠在门卫传达室的窗台上，把摩托车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师傅，昨天下午有没有一辆灰色车从这条路上清江县运人？”
门卫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拆了封的烟，抽出一根递过去。门卫接过烟，别在耳朵后面，歪了歪嘴：“你谁啊？”
“清江县那家福利院的家属。我来找个人，余国栋。”
门卫拿打火机点上烟，吸了一口，从鼻孔里喷出两缕烟：“余国栋昨儿下午被人接走了，送到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