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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响了两次，陈建国在闹钟响第二声的时候伸手按掉它。
傍晚六点二十五分。
他把手机从茶几上拿起来，屏幕还亮着，林德福发来的短信停在最上面一行。他把那条短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没有回，把手机塞进内袋。洗了把脸，换了件深灰色夹克，把内袋里的信封和底票复印件检查了一遍，确认都带齐了才下楼。
楼道门口的风比昨晚凉了一些，路灯刚灭，地面还是湿的，像是凌晨下过一阵雨。他站在楼门口缓了一下，目光扫过去，看见苏晚站在路灯下的台阶上，穿一件深色外套，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骑车。他没来得及开口，她先说话了。“我不是去保护你的，”她说，把信封塞进他手里，“我是去认字的。”
信封装得不厚，他捏了一下，感觉出里面是一张纸，大概A4纸大小，叠了两折。苏晚没等他问，转身走向自行车，推起车，跨上去。“林德福的短信我扫了一眼，他说的‘东西’大概率不是真底票。”她骑出去两步，又停下来，单脚撑地，回头看他，“他要是手里有真底票，何必约你见面？直接拿出来就能让你站不住脚。他说‘有东西当面给你’，说明那样东西他自己也拿不准是不是能压住你。”陈建国站在台阶上，把信封塞进内袋，没有反驳。他知道她说得对——林德福如果真的攥着底票，早就在赵家出事后拿出来了，不会等到现在。他走到自行车旁，没有骑，只是站在苏晚旁边。“你认字，认谁的字？”
“林德福的老笔迹。”苏晚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以前在档案室调过他早年的签名样式。他那个人，签名练了几套，退休前一年尤其多变。要是那张纸上写的是他现在的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天色已经沉下去。苏晚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话，踏上车踩走了。自行车链条在他面前响了几声，她的背影在巷口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陈建国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信封，没有拆开，夹进内袋。他知道苏晚说的不是客气话，她确实能认字，而且认得很准。去年局里清查旧档案，几个老档案员的笔迹鉴定全是她一个人做的，没出过一次偏差。他吸了一口凉气，转身往白岩街方向走，步子不快不慢，把手机从内袋掏出来又看了一遍林德福的短信。短信写得很简单：“七点，白岩街饭店，有东西当面给你。”没有多余的字，没有语气，像是写在档案封皮上的备注。
七点整，白岩街饭店的招牌还亮着灯。
陈建国推门进去，店不大，大堂摆了几张方桌，靠里的卡座亮着一盏壁灯，灯罩已经发黄。林德福坐在临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个牛皮纸袋，没打开，纸袋边缘被手捏出一层细密的折痕。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夹克，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很整齐，但头发根里露出的头皮泛着一层暗红色，像刚剃过头。陈建国在他对面坐下，没有先开口。服务员端上一壶茶，两个杯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把茶壶轻轻推到对面。林德福没动茶水，把牛皮纸袋往前推了一点。“我知道你拿到东西了。”
陈建国低头吹了一下热茶，没喝。“你拿什么知道？”
“秀珍去你家巷口，我看见了。”林德福说，语气平淡，“她给你递东西那天，我就在对面楼上看。”陈建国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林德福没有躲开他的目光。他伸手打开牛皮纸袋，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照片背面朝上，纸面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林德福把照片反过来，推到陈建国面前。
照片拍的是清江县医院妇产科门口，时间是夏天，阳光很亮，照在地面上一片白花花的光，把地上三个人影拉得很短。
三个人的背影——中间的妇女穿着浅蓝色碎花短袖，头发扎成低马尾，腰微微弯着，像是刚从台阶上下来；左边站着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袖口挽到小臂，像是刚从诊室里跑出来接人；右边站着一个戴草帽的女人，看不清脸，草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只能看见帽檐下一截深色衣服的领口。
陈建国看了几秒，认出了那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是赵卫东，年轻时比他去年最后一次见到时瘦很多，下巴尖尖的，头发比现在多。
中间的妇女他认不出来，但看背影和站姿，不是林秀珍。他又看了一遍那个戴草帽的女人，帽檐压得太低了，脸被遮得严实，只有领口露出一点浅灰色的布料，像是一件白大褂的领子被翻折过来。
林德福没有等他把照片看完，开口了。“那张底票的签字，是我签的。”
他等了几秒，像是等陈建国接话。陈建国没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把照片仔细看完了，才抬起头。“你认，就行。”
“我认。”林德福声音有点低，像在屋子里对着一面墙说话，“但我认的不是你手里那张纸上的东西。我认的是——我的名字是赵卫东他爹逼我签的。”
陈建国把照片收进自己夹克内袋，从另一个内袋抽出底票复印件，摆到桌上。复印件被折过几道折痕，纸面有些起毛，但字迹很清楚。他把纸面转了个方向，让林德福能看清上面的内容，手指点在日期
林德福低头看了一眼，没有伸手去碰那张复印件。他的目光停在签名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移开。“那个名字是我写的。但那张底票上的产妇，不是林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