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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从口袋里掏出笔，在电话旁边的墙皮上写下了那串数字。笔尖刮着墙皮，石灰粉末落下来，落在窗台上。他挂了电话，转过身，看到墙上那串数字写完了，数字的最后一笔被他拉得很长，因为墙皮不够平整。
林秀珍从桌边站起来，走到他旁边，看了一眼墙上的数字，然后低头看了一眼她刚才从邮局柜台记下的号码。两串数字的尾号完全一致。她把两个号码放在一起比了比，中间只有三位数对不上，应该是同一个电话局段。
“白永昌留的电话，和邮局柜台的是同一个号码。”陈建国说。
林秀珍没有接话，她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看了一眼外面的巷子。巷子里没有人，只有阳光照在碎砖地上，砖缝里长出一撮狗尾巴草，风一吹就点头。
“他怕的不是被我们找到。”她说，“他怕的是那个人。”
陈建国：“哪个人？”
“让他在九四年调人的人。”林秀珍嗓音压低，“他躲了这么多年，不是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是因为他看见了不该看的事。他只是个临时工，被人叫去调人，调完人就走了。但他看见了是谁在背后指挥。那个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被他看见了，这不是白永昌要躲的理由，是那个人还有用得上他的地方。”
她转过身，看着陈建国：“他现在在省城那家私人诊所。挂号单是从那里开的，地址也是那里。他去那里不是为了看病，是去躲。”
桌上的电话响了。
林秀珍走过去接起来，喂了一声。电话那头一直没人说话。林秀珍听到话筒里传来规律的呼吸声，对方努力压着气息。过了半晌，一个男人开口，沙哑低沉，喉咙里像卡着东西，只说了半句话：“你不该用那管护手霜。”
电话挂断了。
林秀珍慢慢把话筒放回座机上，手指在话筒上停了几秒钟，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她刚才用护手霜在信封背面写了那个“懂”字，护手霜的膏体在纸面上留下一道滑腻的痕迹。
她抬起头，看着陈建国，表情变了。
“护手霜不是白永昌的。”她说。
陈建国站在电话机旁边，没有说话，但他已经开始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想了。护手霜是白永昌留在窗台上的，但打电话的人说“你不该用”。如果护手霜是白永昌自己的东西，他不会用这种语气说。只有一种可能——护手霜是另一个人放在白永昌那里的，白永昌只是转交给了她，那个人以为白永昌会连这个东西一起保密。
“那是谁的？”他问。
林秀珍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到桌边，拿起那截医用胶布，把粘在上面的挂号单背面仔细看了一遍。挂号单背面的“白岩街24号”样。铅笔字被蹭掉了一些，但还能分辨得出来。
“白永昌不是主使者。”她说，“他只是中间人。护手霜的主人才是真正想让我找到线索的人。白永昌在转交护手霜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他只是替人带东西。那个人把护手霜放在他那里，也许是让他销毁，也许是让他藏起来，但白永昌看不明白，以为那是线索的一部分。”
陈建国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拨了那串号码。
电话响了四声，对面接起来。
“白岩街内科诊所。”接电话的是个女声，很年轻，普通话标准，“您好，请问您挂号吗？”
“我找白永昌。”陈建国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女声说：“白永昌今天上午来看过病，但他已经走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下午要去邮局寄一封信。”
“寄给谁？”
“他说寄给一个叫‘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