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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珍的手指悬在档案袋上方，指尖离牛皮纸不到两厘米，却始终没有碰上去。她盯着袋口那圈褪色的棉线，转过头看向老陈：“调走的三份，有编号吗？”
老陈端着紫砂壶的手顿了一下，壶盖轻轻碰了一下壶口。他把壶放回桌面，左手食指在桌面上点了两下，像是在自己跟自己确认什么，然后拉开右手边的抽屉，从里面抽出一本黑色的值班登记簿。簿子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发白，封面皱皱巴巴的。
他翻开中间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手指沿着表格上的字一行行划过去，停在一行手写数字上：“有编号，但我不能给。”
“为什么？”
“因为三天前，有人来过，跟你们问一样的话。”老陈抬起头看了林秀珍一眼，目光很稳，不像是打掩护的样子，“那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短发，穿一件灰绿色的旧夹克，没留名字，也没留电话。她在这里坐了半个钟头，只问了两个问题——1994年7月的产科记录在哪，还有那三份被调走的编号是多少。”
林秀珍的手慢慢从档案袋上方收回来，垂在身侧，握成了拳，但没有攥紧。“她长得什么样子？”她问。
“瘦，颧骨高，嘴唇有点薄，说话的时候习惯用手拢一下耳边的头发。”老陈回想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看人挺准的，她来的那天有日头，档案室的窗子晒进来，她坐在你现在的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影子正好落在那排铁皮柜上。她走了以后，我查了一下那排柜子——她坐的位置正对着编号094到097的档。”
林秀珍的呼吸停了一拍，但脸上没有明显的变化。她侧头看了一眼陈建国。陈建国站在窗口，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本旧厂的电话簿，正在翻看，听到老陈的话，他合上电话簿，抬眼看向老陈，问了一句，语气不紧不慢的：“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老陈摇头：“什么也没留，走的时候还帮我把门带上了。但我翻了那天值班的门卫记录——她进来的时候前台刚好没人，没有登记。”
老陈说完，翻开桌面上值班登记簿的另一页，抽出一张夹在缝里的表格，纸面泛黄，边角被胶带固定着，打了好几道折痕。他指着其中一栏：“你们看这个。7月23日夜班，除了值班医生，还有一个人登记了临时加班。”
林秀珍凑过去看。表格纸张很薄，有些字迹被另一面的墨印透了，但临时加班栏里的那个手写签名很清楚——字迹偏细，笔锋很重，看得出用力的地方都透到了纸背。签名栏上写着姓：沈。姓后面没有名，只有一个点。
“姓沈没写完。”老陈说，“当时负责排班的是后勤科的刘大姐，她说这个人不是医院正式职工，是短期借调来的。借调函写的原单位是棉纺厂子弟小学。”
陈建国走到桌前，把那张表格举到窗边。光线从窗户透进来，穿过纸背，字迹的笔触细节变得更清楚了。他盯着那个收笔处的点看了一会儿，把表格放下，没有直接说话，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了老陈——纸条的纸边有些磨损，正是林秀珍昨天在302门垫下捡到的那张。
“你看这个。”他把纸条展开。
老陈接过纸条，眯着眼睛看了几秒，脸色轻轻变了一下。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把纸条放在表格旁边，对比了两遍，抬起头看着陈建国：“这签名和纸条上的‘名’字，收笔是一样的。”
林秀珍从侧面弯腰看了一眼，心跳猛地快了一拍。纸条上那个“名”字的最后一笔收尾时有一个小小的钩子，不大，也不深，像是写完后笔尖没有立刻提起来，而是往回带了一下。表格上那个“沈”字收笔处——虽然签的只是姓，但笔画末端也有一个几乎一样的钩子，细微得肉眼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
“这个钩子，”林秀珍指了指纸条上的字，“是她写字的习惯。”
老陈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反复看了那两处笔迹，最后点了点头：“确实是一样的。”
走廊那头传来开水壶烧开的声音，哨声响了很长的一声，然后被人拔掉了插头。老陈把表格和纸条都推到桌角，靠在椅背上，端起壶又放下，像是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这个人，”他开口时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不是沈清禾。”
林秀珍愣住了。她没有说话，但肩膀微微僵了一下，指尖按在桌沿上，指甲泛白。
老陈继续说：“沈清禾是那家医院的正式护士，档案上有全名。但临时加班的那个人，只签了姓。姓名栏没写完，借调函上的全名被人拿修正液涂掉了，只留下一个‘沈’字。当年归档的时候我亲自经手的，我以为只是登记错误，就没深究。”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可后来有人专门来找过这页记录，想把它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