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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一个姓氏”这几个字还压在陈建国心口。他从那把旧柜前站起来，手里的加急单边缘已经被汗浸湿了一小块。他小心地把加急单折好，装进上衣内袋，手指按在纸张上，能感觉到纸的纹理透过布料传到指尖，像某种隐秘的承诺。
父亲还蹲在柜子前面，手电筒的光打在地上，光圈里映着两颗钥匙的影子。父亲的手伸在光圈上方，指头轻轻颤了两下。那两下颤抖很微弱，但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清晰，像是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你打算怎么办？”父亲问。声音比平时低了两度，像是怕被什么听见。
陈建国把另一只口袋里的带红绳钥匙掏出来，放在手掌上。钥匙上的红绳已经褪成暗红色，绕在把手上缠了好几圈，边缘磨出了毛刺。他用拇指摸了摸磨出的毛边，指尖感到一阵粗糙。
“先把东西放好。”陈建国说，“这份加急单不能我一个人拿着。”
他弯下腰把父亲扶起来。父亲膝盖蹲久了有些硬，站起来时手撑了一下柜门，木门吱呀响了一声，像老人的叹息。陈建国把那两把钥匙都拔出来，锁芯复位时发出咔嗒一声。
“钥匙你拿着。”陈建国把手里的带红绳钥匙递还给父亲，“放你这儿比我放身上稳当。”
父亲接过去，犹豫了一下。那双指节粗大的手搓了一下钥匙，然后紧紧攥住。他抬头看了看陈建国，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担忧又像信任。
“现在就去省城？”
陈建国说：“明天一早。先去找苏晚。”
父亲没有拦他，只是站在档案室门口，手电的光从侧面打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拉得很深。陈建国伸手拍了拍父亲的肩膀，手掌碰到父亲肩头时光线晃了一下，他转身走出档案室。走廊里很黑，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厂楼里回响。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陈建国已经坐在饭桌前。桌上放着一碗粥和一碟咸菜，粥表面已经结了薄薄一层膜，他没动过。米粥表面凝住的光泽像一面安静的镜子。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声响在清晨里格外清晰。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看见那碗粥没动，叹了口气。她端着一盘葱花饼走出来，放在陈建国面前，饼皮还冒着热气。葱花和油香混在一起，在清晨的凉气里显得特别浓。
“吃了再走。”母亲说。声音很轻，但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固执。
陈建国把钢笔放下，拿起一块饼咬了一口。饼皮酥脆，葱花在嘴里散发出微微的甜味。他嚼了几下，发现自己的胃绷得很紧，但饼确实很香。
“你爸昨晚回来一句话没说。”母亲坐在他对面，声音不大，“你们又去厂里了？”
“嗯。”
“查到了？”
陈建国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又咬了一口饼，嚼得很慢。他不想说谎，但也没想好怎么和她解释。
母亲没有再问。她低下头，用指甲在桌面上刮了刮干掉的粥渍，刮了两下，忽然说：“你爸昨晚一宿没睡。”
陈建国把嘴里的饼咽下去，放下筷子：“我知道。”
他站起来，把钢笔插进口袋，拿起外套披在身上。出了门，他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往车站赶。清晨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气，轮胎碾过碎石路，发出细碎的声响。
到省城时已经上午九点半。陈建国直接去苏晚的办公室。楼道里人不多，他的脚步声很重。门没有锁，他推开，苏晚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材料。她面前摊着一本法学笔记，厚得像一块砖，书页间夹着彩色便签条，露出的边角写着不同颜色的字。她抬头看见陈建国，没说话，只是把桌上的材料往旁边推了推。
陈建国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加急单的复印件放在桌上。复印件被他折得整整齐齐，折痕都压平了，但他还是用手背又压了一下。苏晚的视线落在纸上，目光扫过那行铅笔小字时皱了皱眉，前额拧出几道浅纹。
“哪来的？”她的手指在复印件边沿上停住，指甲剪得很短很齐。
“厂办旧柜底层。”陈建国说，“林德福锁在里面的。我跟我爸各有一把钥匙，昨天夜里才凑齐打开。”
苏晚把复印件拿起来看了一会儿，手指在“已签收”红章的位置停了停，又在林德福签名的位置停了一会儿。她把复印件放下来，纸张落在桌面时没有声音。
“你打算怎么用？”
“往卫生局递。”陈建国说，“加急单加上产房记录缺口证据，林德福签字的条子。这些东西够让调查组重启旧档。”
苏晚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把复印件翻过来，背面那张照片的影印模糊，但还是能看出手环上姓氏的位置。她盯着那个位置看了两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