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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挂掉沈清禾的电话后，坐在饭桌前没有动。手机屏幕暗下去，黑色的表面反射出头顶日光灯的白光，像一只空洞的眼睛。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手指还搭在边缘没有收回来。
母亲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把一盘炒青菜放在他面前。盘子磕在桌上发出轻微的声响，里面还冒着热气，菜叶上挂着油光。
“吃饭。”她说，把筷子递到他手里。
陈建国接过筷子，扒了一口饭。米饭在嘴里嚼着，没什么味道，像是嚼一团棉花。他又夹了一筷子菜，青菜入口有点苦，不知道是火候过了还是他嘴里发涩。
母亲在他对面坐下，端起自己的碗，看了他一眼，没有动筷子。
“你又去查了？”她的声音不大，像是怕屋外有人听见。
陈建国没有抬头，继续扒饭。筷子和碗沿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客厅里显得格外清脆。
母亲放下筷子，双手撑在膝盖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陈建国把碗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她。母亲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眼角的皱纹很深，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妈，你和爸在厂办门口拍过一张照片吗？你手里没拿东西，但爸拿着一个信封。”
母亲愣住了。她原本撑着膝盖的手忽然握紧，手指在布料上抓出几道褶子。
“什么照片？”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九四年夏天拍的。”陈建国说，目光没有移开，“厂办门口。”
母亲的筷子从手上滑落，掉在桌上。筷子滚了一下，撞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她没有捡，只是呆呆地看着陈建国，像是不认识他一样。
“你怎么知道那张照片？”她的声音变得很轻。
陈建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母亲的手停在桌边。她低着头，看着那盘青菜的热气慢慢散去，菜叶开始发蔫，边缘有些泛黄。她想把筷子捡起来，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福利通知。”她说，“厂办发的。”
“什么福利？”
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她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背对着陈建国。“你爸当时表情不对。”她的声音从后背传过来，“回家后把信封塞进了柜子底。”
陈建国放下碗，碗底在桌上磕了一下。“信封里到底是什么？”
母亲转过身来，眼眶微微发红。“我问过他。他只说了一句话——‘别问了’。”
两个人隔着饭桌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嗡嗡声，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很快就远去了。
陈建国转身走进父母房间。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占了大部分空间，床头柜上放着父亲的老花镜和一本翻旧了的《故事会》。他走到衣柜前蹲下，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抽屉里堆着一些旧衣服，叠得很整齐，散发出一股樟脑丸的气味。他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放在地上。
在抽屉最底层，他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已经发黄，比普通信纸的颜色深一些，像是被烟熏过。边缘磨损得厉害，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毛边。封口被胶水粘得很死，胶水已经变成暗褐色，在信封上留下了一圈不均匀的痕迹。
陈建国把信封拿出来，放在手掌上。信封不重，但捏在手里有一种厚实感。他用拇指摸了摸封口，胶水已经完全干透，硬得像一片塑料。
他站起来，在客厅的茶几上找到一把美工刀。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用刀片小心地沿着封口的边缘裁开。
刀片划过纸张时，声音细得发涩。他裁得很慢，怕割到里面的信纸。
裁开封口后，他放下刀片，用两根手指捏着信封的开口处，小心地撑开。里面有一张信纸，对折两次，纸面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发脆。
他抽出信纸，展开。
信纸的抬头印着“清江县医院总务科”字样。字体是蓝色的，有些地方已经褪色，但还能辨认清楚。内容是用钢笔写的，墨迹已经变成暗红色。
“兹确认沈国章同志已完成药房单据交接手续，所有签收单据均作废处理。”
落款处有一个签名——“林德福”。签名很潦草，但还能看出发笔的走势。旁边盖着一枚模糊的医院公章，只有半个圆能辨认，中间的字迹已经被磨得看不清楚了。
陈建国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他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