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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坐在自行车座上，就着路灯看纸条上的字。凌晨五点，风还是凉的，吹得纸张边角微微翘起。墨迹已经干了，纸面有些发暗，但纸角还有明显的折痕——像是被人攥在手里攥了很久。他翻到背面，空白，只有几道指甲掐出来的印子。不是字，是几道平行的竖线，细看能看出指甲压进去的深浅不一，最深的那道几乎把纸掐透了。
“你娶错了人，我也嫁错了人。”
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两圈。他试图回忆桂姨的笔迹。林母平时从不在人前写字，他只见过她几年前签收包裹时的签名，字迹圆润，笔势很稳。
他看了好一会儿，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推着车走了几步，又在路灯下停住，掏出纸条又看了一遍。两万块钱。桂姨说的这个数字，在九十年代末是一笔大数目，比林德福当时一整年的工资还多。赵家一次性给这么多，换的不是东西——是“闭嘴”。林母嫁了二十多年，现在才说出这句话，说明她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没说。她自称“嫁错了人”，这话里带着愧疚，也带着自嘲，但更关键的是——她现在才说。为什么现在才说？
他没有继续想，把自行车锁好，走进邮电局大门。大厅里只有一个值班员趴在桌上打瞌睡，桌子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他走到角落的公用电话前，投了两枚硬币，拨通了周磊的手机。电话响了五声才接，周磊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谁啊？”
“我。老郭昨晚有人找过？”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传来翻身的声音。“你怎么知道的？”
“护士说的。什么人？”
“不是探视，是送了一封信。护士没让进，信被塞进了病房门缝。护士早上发现的时候，信已经在地上踩了好几脚，边角都磨破了。”电话里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信封里是空的，只有一张旧病历复印件，归档编号被涂黑了，只剩三个数字——92-7。”
陈建国握着听筒没说话，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这个编号的意义。县医院的病历归档号是两位数年份加数字，92代表1992年，7是当年的第七份病历。
“复印件在我这里，”周磊补充道，“我拍了照，原件还在护士站那边的留置箱里。”
“先别动复印件，保持原样。我今天下午回省城，到了再详谈。”
他挂了电话，站在电话机前，盯着墙上的邮政资费表看了十多秒。外面的天色已经从墨蓝变成了浅灰，街上的路灯还没关，在灰白色的天光里显得昏黄。他转身走出邮电局，推着自行车往医院方向骑去。
清晨六点半，县医院走廊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一个护工推着清洁车，拖把在水桶里搅动着，发出湿漉漉的声音。护士从另一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你是来看郭伯的吧？这封信是昨晚塞进来的，我放留置箱里了。”她把信封递过来。
陈建国接过来看了看——普通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只有一个小角被撕破了一点，露出里面白纸的边。他打开封口，里面确实只有一张复印件和一小块布料。他把布料取出来，蓝色的，斜纹的，摸着像旧工装，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他拿着布料去了护士站。“护士长在吗？”
值班护士抬头看了他一眼，用下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小办公室。他走过去，门半掩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坐在里面理药单。
“你好，麻烦你帮我认一个缩写——L.S.H，这个人在医院干过吗？”
她想了半晌，把布料放在桌上，皱着眉头说：“缩写我不好说一定认准，但要说类似发音的名字，我们医院二十多年前有个后勤工姓李，叫李守华，大家都叫他老李，在旧门诊楼做了十五年保管。”她停了一下，“后来离职了，据说是回老家种地。他去向我不晓得，但这个人我肯定记得，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总是慢吞吞的。”
“他那个时候穿这种工装吗？”
护士长低头看了一眼布料，手指捻了捻边角。“不穿。这种布料的工装不是医院的。老李穿的是医生大白褂，不一样的面料。”她又看了一遍布料，“这是厂里的料子，不是医院的。”
陈建国接过布料，揣进口袋。“谢谢你，我问完了。”
他走出医院大门，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布料在口袋里鼓鼓的，贴着大腿。他掏出手机，拨了周磊的电话。“你帮我查一下机械厂旧车间的名单里有没有‘L.S.H’这个缩写对应的人。”
“缩写？拼音首字母？”周磊问。
“对，三个字母。”
周磊翻了两三分钟，中间还哼了一声。“查到了。机械厂旧工具车间有个保管员，叫刘士和。年纪比我爸大一轮，九三年内退的，九八年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