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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查谁批的漆。”
他说不出话来。喉结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苏晚的声音在电话里平平稳稳，像一根线拉着他的情绪。他深呼吸了一下，把话筒换了只手。手掌心有一层薄汗，沾在塑料壳上滑腻腻的。“我知道了。”
“明天我先翻省档案馆的车辆变更记录。”苏晚说，“你先睡一觉。”
电话挂了。陈建国站在电话亭里，听着话筒里嘟嘟嘟的忙音，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挂回去。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剩下的几个硬币，攥在手心里一点点收紧，硬币边沿硌得掌心疼。
宿舍楼已经熄灯了。他推门进屋，周磊已经睡了，被子蒙过头顶，只露出一只脚在外面。床头的小闹钟闪着荧光，指针指向十点二十一分。陈建国拉开书桌的台灯，把布包放在桌上，拿出那本笔记本和收银小票，又翻了翻布包夹层。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坐在床边脱了鞋，袜子有点潮湿，脚底凉凉的。
桌上放着周磊的县城通讯录，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开通讯录，在“刻字社”一栏找到一条记录：刘师傅，地址写的是清江县河沿街47号，名字后面用圆珠笔写着“已搬”两个字。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心里沉了一下。但这在他预料之中，十多年前的事，人换地方太正常了。
他抄下地址，合上通讯录。眼睛扫到桌上放着苏晚给的放大镜，镜片上有一小块污迹，他拿起来擦了擦。放大镜的把手上有一圈木纹，摸上去很光滑，应该是用了很久的老物件。
放大镜的边沿磕过桌面，发出一声脆响。他把怀表拿出来放在台灯底下，镜片对准表壳背面那圈“S-U-N”刻痕。三个字母底下，有一圈更浅的弧形印记，比刻痕的深度浅得多，像是被什么东西抵在表壳上留下的压痕。他把身子往前倾，额头几乎碰到台灯，眯着眼睛仔细看。
他把放大镜举高了一点，用指尖轻轻摸那道弧形压痕。指尖下的触感很细微，不仔细根本摸不出来。宽度大约三毫米，弧度均匀，不是手指能压出来的——那是一枚更大的戒指或者顶针，在刻字时抵在表壳另一端留下防滑的支撑点。他试着用自己的拇指抵住表壳另一端，比了比，弧度和力的方向不太一样。
孙大勇不是单手刻的。他用右手刻字，左手用戒指顶住表壳防滑。
弧形压痕的宽度和弧度，和赵家司机那枚银戒指对得上。他想起张长河那天在食堂说的话，手心里那枚银戒指的触感。他闭上眼睛又睁开，重新看了一眼那道弧线。
陈建国把表翻过来，盯着表盘看了很久。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发出一声接一声的轻响。灯管亮了，他听到自己均匀的呼吸声。
他把表放回口袋，手指碰到布包外层一块硬硬的东西。他愣了一下——刚才拆布包的时候没发现外层还有东西。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刚才翻得太着急了。他翻过布包，摸了摸外层夹层，从缝线处摸出一个纸包。纸包叠得方方正正，外面用塑料纸裹了一层，塑料纸有些发黏，可能是放久了。
他把塑料纸撕开，里面是一张1994年的厂办出入证，塑封已经发黄，边缘翘起，照片叠成一道白痕，完全看不清人脸。但名字栏写得清楚——“孙大勇——协作点夜间值班”。他用大拇指摩挲着那几个字，塑封片凉凉的，很脆，稍微用力就会裂开。
旁边贴着一张纸条，是张婶的笔迹，字歪歪扭扭的：“这东西掉在老王家柜子底下，今早才翻出来。他家老王说——那辆车改色用的蓝漆，是从厂办仓库拿的，出库单上签字的不是你爸，是厂长代签。厂长去年走了。”纸条还有一行小字，被折痕盖住了，他掰开看——“老王说他不敢出面，但话是真的。”
陈建国把出入证攥在手心里，闭了一会儿眼。手心里的塑封纸慢慢变热，边沿硌着手掌。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节奏有点快。他睁开眼，看着台灯的光晕，黄黄的一圈，照在桌上摊开的东西上。
他睁开眼，把出入证和收银小票一起夹进笔记本里，放回布包，把布包的麻绳重新缠好。他低头检查了一遍布包外面的结，确认系紧了，才把手放下来。起身站在窗前往外看了看，路灯把地面照出一圈光晕，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远处有猫叫了一声，很快又安静下来。
他又把周磊留下的柜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进货款旁画了道线。明早他去刻字社，柜台照常开，货款不能乱动。
他决定明天一早去红光刻字社旧址。如果刘师傅还活着，他就是见过孙大勇最后正常样子的人。他拉了拉窗帘，把手放在布包上，感觉布料里那些硬角的轮廓。关上灯的时候，他看到窗外路灯的光映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模糊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