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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陈建国没有赶回省城，在县城招待所要了一间靠街的小房间。
晨光从窗户缝隙挤进来。陈建国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潮湿的水渍看了一会儿。
窗外县城街道的声音已经起来了。卖豆浆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早起的人的说话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鸡鸣，混杂在一起。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能分辨出楼下早点摊掀锅盖时冒出的白气声。
他坐起来，把枕头垫在腰后，把昨晚刘桂芳说的那些话过了一遍。刘桂仙。三毛。吉普车。四个兜的中山装。糊了泥的车牌。打断的肋骨。嘴唇上的血痂。94年7月14号。
孙大勇写了真实的化验报告。被打伤后送的医院。然后他辞职了，改名换姓跑到外县当临时工。孙大勇寄给刘桂芳的信封里到底装了什么？刘桂芳说那张纸上写的早晚会有人查。
他摸了摸外套口袋，信还在。抽出信纸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桂芳姐，我对不住你。94.7.14”。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迹很用力，有些笔画把纸戳破了。陈建国用手指摩挲了一下那行字，纸张被他翻看了太多次，折痕处已经起了毛边。
他看了很久，把信纸折好放回口袋。
不能直接去找三毛。太引人注目。吉普车能糊车牌在94年的县城大摇大摆地跑，说明人家根本不怕。你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跑去问三毛的下落，当天晚上就会有人知道。
得换条路。
他想起孙大勇那封信的邮戳——邻县。如果孙大勇还在那个县，也许可以通过邮局那边反向摸一摸。不需要问到具体地址，只需要确认他还活着。
洗漱完出了门。早市已经热闹起来。他穿过早市往邮局走，路过油条摊子，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站在路边吃完。油条炸得酥脆，豆浆带着豆子的腥气。他一边嚼一边看着街对面摆菜摊的老汉把水灵灵的青菜码成一排。一个推着三轮车的妇女从旁边经过，车上的铝盆里装着活鱼，水晃荡着溅出来。
县邮局在十字街口，一栋灰扑扑的两层楼。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中年女人，正在翻一本厚册子。屋里光线暗，日光灯管有几根已经坏了，剩下的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空气中混着纸张和灰尘的味道。
“你好，我想打听点事儿。”
女人抬起头打量他。“什么事？”
陈建国掏出一张纸条，上面是邻县那家邮政所的地址。他说来找失散亲戚，查到信是从那里寄出来的，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寄信人的位置。语气放得很平。
中年女人接过纸条看了看，转身翻出一本发黄的底册，一页一页翻。指尖翻动的动作很慢，每翻一页都要用指腹按一下纸面。翻了十几分钟，抬起头来。“你这个不好查。邻县那几个乡镇的邮政所不是固定网点，流动邮车送件，五天一班。没有固定投递员，没有邮路登记册。外地人要往那种地方寄信，只能走到邮车停靠点去投。”
“谢谢您。”
出了邮局，太阳已经升起来，把地面晒得发白。邮局这条线索断了。没有固定投递员，没有登记册，流动邮车。孙大勇在一个连邮路都走不通的角落里缩着。
“陈建国？”
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他转头，林小慧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正在冲他笑。阳光晃得她半眯着眼，嘴角弯着。
“你怎么在这？”
她过了马路走过来，“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早该回省城了吗？”
“回来办点事。”
林小慧歪着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你知不知道家里最近出事了？”
“什么事？”
林小慧左右看了看，把他拉到路边一棵梧桐树底下，压低了声音。“我大伯——林德福——跟秀珍姐吵了一架。吵得很凶。秀珍姐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两天，饭基本没动。”
“为什么吵？”
“我不太清楚。吵架那天下午有人来了一趟。一个男的，骑摩托车来的，递了一封信就走。我大伯接了信脸色就变了，回屋就吵起来了。我听见一句——秀珍姐说‘我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