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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窗外。外面的树叶在风里沙沙地响，几个小孩的叫声从远处传过来，很快又被风吹散了。
“后半夜，大概一点多，有人来敲门。不是急诊室的门——是医院后门。”
“后门？”
“后门一般不让人走，是个运货的通道，平时锁着的。但那天晚上有人在后面敲门，敲得很急。我当时吓了一跳——那个时间点敲后门的，肯定不是来看病的。孙大勇去开的门。我在值班室里听到他跟人说了几句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了什么。然后他回来跟我说，有个女工受伤了，情况不好。”
“什么样的伤？”
“外伤。很重。送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已经休克了，血压都快量不出来了。孙大勇给她做了紧急处理——止血、缝合、输血。我当他的助手。我们两个人弄了将近三个小时，天快亮的时候才算把人稳住。”
陈建国听得很仔细。“那个女工是谁？”
“我不认识。不是厂里的人。孙大勇也没问。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不会想问那么多问题。人是被一个男人送来的，男的把她放到手术室门口就走了，一句话没说。”
“走了？”
“走了。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孙大勇喊了他两声，他没回头。我追到门口看了一眼——那人走得很急，路灯底下能看到他后背上有一道长长的脏痕，像是蹭到了什么油腻的东西。”
陈建国的脑子里开始拼图。后半夜。后门。一个受伤的女工。一个不说话的男人。孙大勇做了三个小时的手术。然后——
“那天早上孙大勇写了份报告。”刘桂芳的声音低了一点，“他跟我说的原话是——‘这个伤不对。不是摔的，也不是机器伤的。’”
“他在报告里写了什么？”
“我没看过。但他交完报告以后，下午就被叫去了厂部。回来以后整个人就不对了。脸色发白，手心全是汗，坐在值班室里一句话不说，叫他也不应，就像丢了魂似的。”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但那天晚上他来找我——”刘桂芳深吸了一口气，胸口起伏了一下，“他站在护士站外面，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桂芳，把那晚上忘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信封。”
陈建国屏住呼吸。
“信封里装的什么？”
“一张纸。”刘桂芳转身打开铁皮柜子的底层抽屉，从一本旧笔记本纸张发黄，边角有些发脆，折叠处已经快磨断了，能看到里面折痕处泛白的纤维。
陈建国接过来，手很稳。他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叠了两折的纸。纸很薄，是那种老式信纸，发黄，有一条折叠印已经磨得快断了。
他展开。
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
“刘桂仙。1994年7月14日。”
刘桂仙。
不是孙大勇。不是赵卫东。不是厂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刘桂仙是——”他抬起头。
刘桂芳的表情很淡，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姐。她那时候在县城供销社上班。”
供销社。
赵卫东家的地盘。
陈建国握着那张纸的手紧了一下。他在心里把这条线索对上了——孙大勇那天晚上救的那个女工，不是普通女工。她是刘桂芳的姐姐。刘桂仙在供销社上班。而供销社，是赵卫东父亲的地盘。
孙大勇写的那份报告，写的就是刘桂仙身上的伤。不是摔的，不是机器伤的——是被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