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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亮透，陈建国就出了学校。
长途汽车站售票窗口只有一个人值班，他买了一张到河西镇的票，六点四十发车。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七八个人，有人靠着行李打盹，有人在啃馒头。他在角落找了个塑料椅子坐下，把外套领子竖起来。
车上路了才意识到这段路比想象中远。省道被重车压得坑坑洼洼，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绕山走，窗外的风景从县城街景变成连片的稻田和灰扑扑的村庄。车厢里有一股柴油和橘子皮混在一起的味道，售票员靠在引擎盖旁边打瞌睡。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顶着前面座位的靠背，山路一颠就整个人跟着弹起来。
他把清江之行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方德厚拖走四只木箱的日期——九七年十月十六号，那天下午下过雨；方德厚翻过赵卫东的档案；接着就是调职；再接着库房里多了一批纸太新的假底联。然后是林小慧说的——九四年夏天赵卫东在县招待所摆了三桌酒，当着十几个人的面说林秀珍是他的人。这两条线看上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隐隐觉得它们在某一个点上应该交汇。
方德厚为什么要翻赵卫东的档案？他是在查赵卫东，还是替赵卫东在查别人？
车在河西镇口停了下来，司机喊了一声“河西到了”。陈建国从座位上站起来，腿因为坐久了有点发麻。他扶着椅背下了车，站在镇口的路牌
河西镇比清江县小得多，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灰砖的两三层老楼。街面上人不多，几家铺子开了门，门口摆着扫帚和塑料盆。他沿着主街走了不到二百米，在一条巷子口找到了卫生院旧址。铁门锁着，门上的红漆已经褪成灰白色，招牌歪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木底。
卫生院旧家属院在巷子深处，是一排红砖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柿子树，树上的柿子还没熟，青涩地挂在枝头。陈建国敲了第三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攥着一个搪瓷茶缸。
“找谁？”
“龚师傅吧？我是省城来的，想跟您打听点以前的事。”
老龚打量了他几秒，侧身让开门口：“进来说。”
屋子不大，一张老式方桌，几条木凳，墙角的五斗柜上放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老龚给他倒了杯水，自己坐到方桌对面，把搪瓷缸放在桌上，手指在缸沿上转了一圈。
“你打听什么？”
“九七年清江县卫生局库房的底联调拨。”
老龚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动作很慢。他放下缸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那批底联啊。调拨手续不规范，当时就有人提过。”
“您当时已经退休了？”
“退了两年了。财务科的老底联归库，之前的流程我都清楚。”老龚说，“正常的销毁程序，要两个人签字、一个人见证、盖销毁章。方德厚走的是调拨单，单人签字。”
“您听谁说的？”
“老郑打电话跟我说过。”老龚看了他一眼，“你是老郑介绍来的？”
“我自己查到的。郑主任提了您的名字。”
老龚没有追问，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院子外面的柿子树上有一只鸟在叫。
“底联被拖走以后，库房又进了一批新的旧底联。”陈建国说，“纸张是新的。”
老龚抬起头，目光变了。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认出了颜色。”
老龚把搪瓷缸端起来，没有喝，又放下了。
“那批东西……重新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说话的速度比刚才慢了很多，“但当时已经不是我管的事了。方德厚是纪检办的，他要做的事，底下的人不好问。”
“您还记不记得方德厚那段时间有什么反常？”
老龚的手指在搪瓷缸的沿上停住了。
“反常说不上。”他说，“但有一件事，我退休那年在县里待过一阵子，听人说的——方德厚那年秋天，三天两头往老供销社家属院跑。”
“供销社家属院？”
“赵家的老房子。赵卫东的父亲住在那里，方德厚晚上去，从后门进，很晚才走。有人撞见过好几回。”
陈建国没有接话。他把这个名字和地址在心里放好——方德厚九七年秋天频繁出入赵卫东父亲的住处，正是他翻查赵卫东档案、调走底联的那段时间。
“您知不知道他跟赵家是什么关系？”
“说不清。”老龚摇头，“但一个纪检办的人，没事不会总往一个供销社主任的老父亲家里跑。方德厚去那里不是喝茶的。”
陈建国从老龚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秋天的阳光不烈，照在身上只是温热的。他沿着巷子往外走，脑子里反复转着老龚最后那几句话。
走到主街上，离回省城的班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在街边找了家小面馆，要了一碗面。面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把面端上桌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认出了他是生面孔。陈建国没在意，低头吃面。
吃完面他往车站方向走。车站就设在镇口的路边，连个候车棚都没有，只有一块生锈的铁牌子钉在电线杆上，上面写着“河西镇?省城”。他在铁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