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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房摄像头最后一格完整画面停在六点五十一分五十八秒。
铁票板挂在北墙，右侧挂钩空着。下一格有效画面已经是七点零二分零四秒，钩上多出一块写着“八”的长方牌。中间十分钟六秒没有图像，水泵电表、门磁和墙钟却一直运行。
祠堂水泵房按当晚位置重新布置。铁票板回到北墙，检修册压在左下，回水阀保持半关。摄像头存储卡只做镜像读取，原机不拆。宗亲见证站在黄线外，周岚从侧门开始复现。
她仍按旧说法行动。
六点五十二分，在旧站二十六号柜取出七百一十四克启礼房纸包；柜门侧转六十度，封口没有划破。六点五十五分骑电动车离站，走北街、旧排沟近道和祠堂西巷。七点零四分四十八秒到侧门，七点零五分把未拆纸包交给周放。
同重量、同路况、同限速下，三轮复现分别用十二分四十七秒、十二分五十一秒和十三分零二秒。她当晚的定位、路口画面和侧门交接都能落进这个范围。
第一条路线仍然成立。周岚去了旧站，也确实把钥匙配重包交给周放。
电动车控制器还保存当晚速度曲线。离开旧站后，她只在北街红灯停过二十七秒，随后一路低速上坡；车筐压力没有出现取包、放包或他人提起的骤降。侧门画面里，封套红蜡、蓝线结和右上折角与旧站门镜一致。
周岚在路线中没有换包，也没有进入水泵房。她能提供的是经过门口时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不能替挂牌的人补动作。
“七点零四分进侧门时，你看见泵房北墙有什么？”陆明棠问。
“八号牌。”周岚说，“挂在票板右边。我以为是旧站那块白铜牌。”
这段记忆是她看过七点零二分画面后主动补充的。她记得牌面发白，
韩立把真实白铜牌的证物复制件挂到原钩。牌重三十六点四克，厚一点二毫米。放手后，它来回摆动六次，右下角连续敲击票板，钩体向下弯零点八五毫米。摄像头会拍到反光带，票板也会留下六道弧形擦痕。
七点零二分画面里的“八号牌”没有摆动，钩体保持水平，表面也没有金属反光。放大后，牌边只有零点四毫米厚，底角被回水气流吹起过一次。
挂在泵房里的东西是一张硬纸牌。
技术员又制作八张同尺寸样本，四张白铜、四张硬纸，统一刷旧、统一写八号，再按当晚灯位挂拍。十二名未看案卷的图像人员只凭边缘厚度、反光和钩影判断材质，纸牌八次全部被认出，白铜牌有两次因污渍被误判。七点零二分那格图像落入纸牌组，没有进入白铜保留区。
这项结果不依赖周岚记忆。她看见“八”成立，看见白铜没有材料支持。
周岚把号码和形状看对了，材质判断错了。她经过泵房时听到的金属声来自北墙回水阀自动复位，阀杆碰铁板的频率与白铜牌敲击接近。两段声音经遮号交给八名听辨员，六人选错；仅凭耳朵无法区分。
她在补充证言上改写那句话：“我看见写八的牌，材质不知道。”落笔后，她要求保留自己先前误认白铜的原话。父亲多年把八号称为旧站牌，她在六秒经过中沿用了家里称呼，错误有来处，仍需由实物修正。
宋砚耳边也有两次撞响。一次沉，一次干，号码都指向八。他先前把声音理解成同一块牌先后碰了两处。眼前的厚度和摆动推翻了这个理解。他在记录板上改成：八号有两种载体，材质待证。
残声没有资格把硬纸牌变成白铜牌。
铁票板保存了现实分量。钩下灰层只有一条八厘米长的平压，压力不到四十克；若悬挂白铜牌，钩根应出现集中压点。平压里有宴厅票据纸纤、打印碳粉和锌白，没有铜屑。纸牌正面打印八号，背面盖过白灯小印。
有人在缺失的十分钟内把纸质八号挂上北墙，故意让摄像头看见一个“旧站寄存牌”。
摄像头没有断电。存储卡目录显示六点五十二分零一秒有人打开侧盖，拔卡八秒后重新插入；设备缓存继续计时，直到七点零二分才恢复写入。侧盖螺丝留当前白手套粉，卡槽内有泵房石灰和宴厅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