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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梅兰死亡那天，还有一段录音。”
方守义把县医院旧停尸间的铁皮抽屉拉到最外。
抽屉里铺着一条洗旧的白毛巾。毛巾中央压着一支银灰色录音笔，机身只有食指长，侧边贴“产房三号”。方守义没有碰它，先把自己的旧手机放到地上，双手搭在膝盖上。
他打电话时的抽屉声来自这里。
陆明棠让物证员先拍抽屉轨道、毛巾折痕和录音笔位置。她只问时间、地点和物件。
“什么时候看见？”
“许梅兰死亡当天下午。”
“在哪里？”
“这个抽屉。”
“谁放的？”
“我没看见。”
“为何此前没说？”
“我把存储卡取走了。”
这句话推翻他关于死亡后只隐瞒视频通话和退库联的陈述。
方守义给出第一种解释。
县医院老产房曾使用录音笔做口头交接。助产士忙时不方便写字，会录下床号、用药和设备异常，交班后再由文书员抄进记录。退休人员整理旧档，也常用它口述箱号和页码。
“产房三号”只是设备序号，不代表第三名产妇或孩子。录音笔里可能有大量患者隐私，他取卡是怕医院直接格式化，也怕调查组先听见姓名便把旧编号当身份。
设备台账先支持他一半。
旧产房确有四支同型号录音笔，一至四号分别交给产房、药房、设备间和夜班值守。三号由助产士组使用，具备声控启动、跌落标记和可更换存储卡功能。医院清退表将三号写成“遗失”，日期在六年前临转夜后一个月。
同型号样机也证明，电量不足时设备时钟会回到出厂日期，文件名不能直接当录制时间。
设备员在空房复现声控。普通说话达到阈值后，录音笔会延迟零点八秒启动；连续静音十秒自动分段。跌落超过六十厘米，文件尾部会写入一枚不显示在文件名里的冲击标记。三号笔保留这些底层功能，最后一段确有跌落标记。
这说明最后文件不是后人单纯拷入。录音发生在设备开机状态，机身随后受到撞击。具体时间仍需电池曲线、环境声和外部记录共同校正。
录音笔可以是普通交班设备。
宋砚没有先问录了什么。他让方守义说许梅兰怎么用。
许梅兰不喜欢对着机器念完整姓名。她会先说床位，再说一件只有交班人能核的生活动作。三床孩子夜里踢被，就录“三床右脚露在外面”；孕妇怕药苦，就录“二床先含糖”；设备轮有异响，就敲两下录音笔外壳，提醒下一班先查轮子。
她口音重，年轻文书员听不懂“永安”和“临转”，常抄错。许梅兰便把每个设备号念两遍，错了会当场说“前一句作废”，不准文书员删原音。
有一年产房投诉她把死亡婴儿和转院孩子录在同一支笔里。许梅兰挨了处分，之后用纸条隔开文件号，却仍不同意把错话删掉。她说删得太干净，下一班只会照着错误继续做。
方守义替她换过三次电池，每次都在电池盖内写日期。三号笔当前电池盖下还留六年前、两年前和死亡前三天三层铅笔数字，这段共同维护有物理来源。
官方质量通报把她写成“录音冗长、交班效率低”。方守义记得，她留下错误那一句，是怕后来的人只看到整齐记录，不知道谁改过。
“死亡那天这支笔录了什么？”宋砚问。
方守义说自己没有完整听。
当天下午，他从北路保护点收到一条许梅兰提前设置的离线消息，内容只有“旧抽屉，三号笔，先保卡”。他赶到旧停尸间时，警方尚未封控这一侧设备房。录音笔在抽屉里，指示灯不亮。
他拔出存储卡，放进早餐铺收银机底板的蓝联窄槽。后来北路被检查，他又把卡转到一只旧药盒里，至今没有交出。
“卡在哪里？”陆明棠问。
“省道服务区储物柜。”
“谁能取？”
“只有我有取件码。”
方守义称卡未复制、未播放，只看过目录。目录共有四十七段旧录音，最后一段文件大小四点二兆，日期回到出厂年。他怕打开文件改变访问时间，所以一直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