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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马小满的血卡躺在一名已故婴儿档案上。
废弃产房旧产床已经划出双层警戒线。档案盒放在床面中央，盒盖向上翻开，标准血卡压在一张死亡登记副页上。新标签贴住卡片右上角，黑字很大，走到门口便能看清姓名。
韩立先盖住标签。
马小满律师通过远端画面确认，调查可以核卡片、标签和档案盒来源，不读取血斑，不把姓名公开给现场外人员。马小满本人不来辨认，也不接受“卡在死人档案里”等于自己旧身份的推定。
周小满先确认卡片本体。
右侧定位线断口、标准卡半个机械计数孔和卡边三处蜡膜缺损，与万民硬罩空槽及此前扫描一一对应。卡片从硬罩失踪后没有被替换，眼前是真实标准卡。
新标签却来自另一个时段。
标签胶覆盖在断掉的定位线残胶上，打印碳粉又压住万民配药间的红色密封蜡。它形成于卡片被取走之后。纸张含医院当前门诊标签纸的荧光剂，打印缺针与顾绍康合规端旁的热敏机相近，仍需与同院其他打印机盲态排除。
标签背胶尚未完全固化，边缘温度比室温高一点六度。热敏纸卷批次于今天早晨送进医院，使用记录显示共打印十九张，前十八张都是设备清退工单，最后一张没有进入正常队列。
打印机缓存被删除，废纸槽却留下半截校准条。纵向缺针与马小满标签相同，生成时间落在标准卡定位断线后九分钟。
马小满三个字是盗卡后贴上去的。
它不能证明血斑属于马小满。
已故婴儿档案盒也是真物。
盒号对应三十多年前一名出生后两日死亡的无名婴儿，医院与民政副册均有同号记录。盒内死亡副页、火化回执和旧纱布封条连续，当前不展开姓名栏。档案盒不是为今天伪造。
盒内却没有存放脐血卡的结构。
原卡袋宽四十二毫米，标准血卡宽五十八毫米，若早年放入必须折弯两侧。当前卡片边缘平直，没有长期折痕。盒底积灰在血卡下方被压出一块新空区，定位线碎屑也停在最上层。
旧纱布封条横跨原卡袋口，三十多年没有断开。标准卡若早年随档案归入，必须先剪封条；当前封条棉纤维、结扣和蜡印连续。卡片只能从盒盖上方裸放，没进入原有档案袋。
档案盒右侧还留一枚新手套掌印。掌印粉末含万民配药间丁腈碎屑，与硬罩右槽残片同批，说明取卡者或同组人员把标准卡直接送到废弃产房。
有人今天把失踪卡放进真实死亡档案盒，再贴上马小满姓名。
真实卡、真实死婴档案和新姓名标签被拼成一条假身份关系。
宋砚站在产床外，耳边出现一句含混的断话：“借死人的盒。”
他没有拿声音判断栽名，只让韩立查盒体取出时间、卡片放入动作和标签打印来源。眼前的灰尘层位、尺寸和胶层已经足够说明三件物品形成于不同年代。
旧保温箱编号的最后一项来源藏在卡片
周小满移开不接触血斑的无酸支托，档案盒底露出一枚铝制分隔片。分隔片正面写BX-19-2，背面冲YA-02-19C，边缘有三种卡槽直径刻线。
它与旧保温箱内牌同批，却不是第二块资产牌。设备册把这种分隔片记作“转存映射片”，用于在县医院BX资产号和旧永安YA路线号之间换算。十九C对应三卡保存格，分隔片不记录患者姓名。
映射片有一道旧插槽磨痕，长度与保温箱C槽一致；另一侧有万民临转滚轮留下的蓝线。它先在保温箱内定位三卡，后随卡片进入十九C流程。死亡档案盒没有同宽插槽，铝片放在盒底只会左右晃动。
周小满将映射片与三块同批设备片混入盲态组。设备员仅凭磨痕和三圆刻线，仍把它选为BX-19-2至YA-02-19C的换算件。编号功能不依赖当前摆放者的解释。
攻击者把分隔片与标准卡一起放入死亡档案，试图让设备路线号看起来像婴儿档案编号。
韩立把分隔片送入当前阶段最后一次来源复核。
矿区设备接收册显示，YA-02最早属于永安侧二号保温设备；县医院改号后成为BX-19-2。六年前，十九C再由临转系统加到内牌和分隔片上，对应三卡保存件。三个时段、三种功能共享一块设备，却没有任何一层把编号登记为出生序号。
陆明棠要求在废弃产房按旧动作复现。
先把复制标准卡放入旧保温箱C槽，插入映射片，卡片能够被三圆刻线定位。再将卡片装入万民临转十九C蜡套，编号继续有效。最后把卡片放进已故婴儿档案盒，卡宽超过原袋，盒盖无法正常闭合。
复现人员尝试三种摆法。横放会压住死亡副页签名栏，竖放会高出盒沿一厘米，斜放则让定位孔顶住封条。只有像当前现场一样把卡裸放在最上层，盒盖才能勉强扣上，却会在卡角留下新压痕。
标准卡右下角已有同方向新压痕，形成时间晚于硬罩蜡膜破损。取卡者曾合过一次盒盖，发现不合后重新打开，最后把卡和姓名标签摆成一眼可见的展示状态。
前两段动作连续，第三段需要强行压卡或将卡片裸放在死亡副页上。
旧保温箱编号可以解释设备保存和临转路线，不能解释死婴档案归属。新现场没有推翻阶段结论，反倒暴露有人刻意把物件号、联系姓名和死亡档案拼在一起。
韩立在白板上写下已经成立的判断。
YA-02是早期设备区与保温设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