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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不能证明牌上字由他书写，也不能把所有宋国良记录归到他名下。
拍摄日期还要独立锁定。
三格负片边码属于一批在宋明川注销后八个月出厂的医用黑白胶卷。县医院采购账显示这批胶卷在次月领入病理摄影室，早于领入不可能拍摄。纸套上的病摄号又能接回同日登记簿。
胶卷厂保留该批次出库缩微单，批号、齿孔报码和县医院采购发票相接。市局另取同批未曝光胶片检查乳剂配方，银盐比例及防光晕层与七二一原片相同，排除旧胶卷被后来手写新批号的做法。
登记簿写：宋国良，互助组补照，床二，三张。
经手摄影员已经去世，签名与当日其他记录连续。登记行下方还盖着设备验收小章，章面缺口与新床启用档案相合。
摄影床二在宋明川注销后九个月安装。床架右上角有一处运输磕痕，死亡照背景和三格负片均能看见同一凹口。旧床没有这处结构，也无法靠后期修片补出三格不同角度下连续变化的凹痕。
最晚界限、最早界限和设备实物互相咬合。
宋明川至少在死亡注销九个月后仍活着，并亲自以宋国良名义完成这次补照。
韩立把结论压在这一次行动上。
照片不能证明他此后活了多久，不能证明注销是谁办理，也不能证明所有借名转记都由他完成。它证明的是一个已被官方写死的人，在后来的县医院摄影室站立、躺下、转头，并使用宋国良牌号进入互助影像流程。
潘志良的隔离病房此时暂停一切询问。他转移后出现低血氧，医生为他重新镇静，至少六小时不能补录。行动组无法从他那里追问谁送宋明川去拍照，只能从影像室自身找接触链。
陆明棠调取当日门岗、器材领用和食堂临时券。
门岗访客簿有“宋国良，互助组”的入院记录，证件号栏写白灯牌补二。器材领用表上，三脚架和黑牌由一名“明川”签收。笔迹中明字日部上偏、川字中竖最短，与宋明川确认样本相合。
门岗簿背面还压有一枚右食指残印。宋明川没有完整指纹档案，旧病理玻片盒上却保留一枚工作指印。两份残印可比区域有限，只在八处分叉和端点上相合，不足以认定个体。影像和笔迹已经支持本人，残印不被抬高使用。
“宋国良”在这里先是他举起的牌，也是门岗和摄影登记使用的名字。它证明宋明川主动进入这一次借名流程，不证明其他人没有同时使用该代号。
食堂券背面又有一行：饭送登记点，赵工未走。
赵工指谁待查，不能因青河项目里有赵启明便直接补名。
同日下午的市民政临转登记点工程照片中，宋明川已经出现过，身后站着赵启明。照片时钟、医院补照登记和民政访客时间之间相隔四十七分钟，正常车程只需十五分钟。
宋明川用宋国良身份进入的不只是摄影室。
他借这个名字在医院留下死亡照，又到临转登记点完成转记和交接。两处记录由本人影像、笔迹和时间连接，具体转走哪一份材料仍要逐笔核查。
宋砚耳边响起祖父很低的一句：“牌子别信。”
这句话与负片中本人举牌的动作冲突。
他没有用尸语替祖父撤回化名，只要求重查黑牌、访客簿和登记点照片的来源。现实材料反而让宋明川使用宋国良的动作更清楚。
周小满将原先“旧照翻拍可能性高”改为排除，并把修改原因、漆层干扰和原负片发现过程写进报告。宋砚在旁听栏签名，未接触原件。
死亡照没有替宋明川洗白。
它把他从死人名册里拉回一个需要承担具体行为的活人。
影像室旧纸套底部还粘着一小截棉线，三短一长，纤维批次与永安间红黑线相容。纸套去向登记写“随暂收册封皮转存”，收件人栏空白。
韩立让市局物证室对暂收册做非接触断层。
册子封皮厚度比同类旧账本多出一毫米。夹层内有八张折叠薄纸，边缘写满细小数字，最外一张能看到“明川记”三个压字。
断层显示八张纸并非从册脊塞入。封皮制作时先挖掉中间纸板，再把薄账折成窄条封进夹层，外层蓝布随后裱上。封皮边缘米浆老化连续，没有近期拆开重封。
小账最外页还压着三短一长的线槽，末端残留黑棉纤维。它与死亡照纸套去向登记相接，却仍不能从线槽补出永安柜号。
宋明川旧账本一直藏在暂收册封皮里。
物证室随即送来该册早年移交目录。目录封条完整，页码也在，第四栏本应登记封皮夹层小账。
那一栏，被人整条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