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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是他回来以后刻的。”
刘桂芝说完便咳了起来。墙灰刚被冷光照热，细粉从白灰裂缝里落下来，她抬手挡住口鼻，脚后跟碰到门槛，差点坐到地上。
宋砚把冷光灯转开，先扶来矮凳，又让技术员暂停取样。陆明棠递给刘桂芝一只新口罩，等她呼吸稳下来才把门窗打开。
没人趁这时问孩子去了哪里。
刘桂芝坐在门边，手掌按着膝盖。最高那道铅笔线离地一米一十八，线头下压着半个川字。低处两道分别写着六岁、七岁，旁边的歪太阳只有五根光线。
“谁画的太阳？”宋砚问。
“小川。他数数老漏一个，画太阳也少一根。”
“最高这道呢？”
“我画的。”
宋砚没有接着问日期。他让刘桂芝从孩子回门那一刻说起，先说穿什么、吃什么、在哪儿睡。
杜成海在一个下雨的晚上把孩子带回来。杜小川穿灰棉袄，袖子短了一截，右脚仍是那只掉扣的布鞋。鞋带没有系，塞在鞋口里。进门后他先问梁安哥来过没有，又一口气喝了两碗热粥。
刘桂芝给他炒了半碗肥肉。
孩子把肥肉一片片挑到碗沿，只吃底下的白菜。
这个习惯与砖厂食堂旧账阿姨、梁安先前各自说过的生活细节相合。刘桂芝没有看过两份笔录，询问也没有给出选项。
“他回来住了多久？”陆明棠问。
刘桂芝低头看鞋尖。
“没多久。”
“几顿饭，几次睡觉，都可以。”
第一晚，杜小川睡在靠墙的小床上，半夜咳醒两次。第二天刘桂芝带他去巷口剪头发，理发铺关门，两人空手回来。第三天早上，她在墙上重新量身高，发现孩子比七岁那道线高了两指。
第三天傍晚，有人来接。
孩子没有住到第四夜。
三天里，杜小川一直没把灰棉袄脱下来，睡觉也压在枕边。刘桂芝问他冷不冷，他说衣服是照相的人发的，弄丢要赔。他还把临转蓝联从算术本里抽出来看，指着姓名栏问，名字写进去以后是不是就能上学。
刘桂芝不识那串临转号，只认得杜小川三个字。她告诉孩子，等父亲办完手续，开春就去学校。第二天午后，杜小川用那截木工铅笔在门框背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学”字，
技术员在门框旧漆下找到了残字。铅芯成分与身高线接近，字迹上覆盖的白灰层也处于同一时期。它不能证明具体由谁书写，却支持那几天屋里确有儿童使用铅笔留下新痕。
刘桂芝说完这句，把口罩上沿捏得很紧。
“所以你说他回家，没有说他后来又被带走。”
“杜成海不让我说。”
“谁带走的？”
“我没看清脸。”
宋砚耳边有铅笔划墙的沙响，三下短，一下长。声音停在最高的身高线旁。他把“墙面刻痕、返家后”写进个人方向记录，没把敲击次数交给刘桂芝辨认。
墙面会自己留下时间。
最低两道身高线画在第一层白灰上，最高一道压住第二层白灰。街道修缮账显示，石桥巷八号在杜小川失踪当月中旬补刷过一次墙，工钱由砖厂代付。补刷日期早于W-03拍摄四天。
最高身高线位于新白灰之上，又被后来封屋时的第三层灰盖住。
它确实形成在孩子被带去拍照后、杜成海单人迁出前。
技术员从川字铅芯里检出普通木工铅笔的石墨和黏土。刘桂芝旧针线笸箩中还放着半截同硬度铅笔，笔身被菜刀削过，刀口方向与墙线上起笔处的扁平宽度相合。铅笔只能支持她有条件画线，不能单凭材料认定下笔人。
巷口粮油铺已经换了店主，老账却留在阁楼。杜成海名下多年只赊酒和煤，失踪那月有三天多出米、鸡蛋和止咳糖浆。第四天又只剩一瓶白酒。
对门的葛老太记得刘桂芝借过一床小被子。
“说孩子回来了，屋里冷。”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三天后她把被子送回来，眼睛肿着。那天巷口停过一辆灰车。”
三夜有了生活记录和邻证。
靠墙小床已经拆掉，只剩两枚托板钉。钉下木墙有一圈止咳糖浆瓶底留下的黏印，黏层里压着当年粮油铺使用的薄塑料袋红字。床位高度、瓶底尺寸和刘桂芝所说的位置相合。屋里没有连续数月儿童居住后常见的多层刻画、玩具堆放或换季衣物，支持停留时间短，具体三天仍以证言和邻证为主。
陆明棠把“住过”与“只住三天”分开。墙线、门框字和床边黏印证明孩子返家生活过；三夜长度由刘桂芝、粮油账与葛老太共同支持，谁在第三天接走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