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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答这两道题，思考量极其大。
几乎就要把林晓给掏空了。
就当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过关的时候。
结果，又传来邓鸿奎的声音：“对了，还有第三题。”
林晓：？？？
啥情况？
他瞪大眼睛：“……刚刚不是说一共就两道题吗？”
邓鸿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放下：“你也说了，那是刚刚了。”
“第三道是附加题，并不影响期末考试的赋分成绩。”
“回答得好，有额外的奖励。”
闻见这话，林晓顿时没意见了。
“……您随意，我都行。”
于是，就听到邓鸿奎继续说道：“你对表观遗传景观的锁定有什么看法？”
林晓顿时愣了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发育生物学问题，也是细胞生物学最核心的谜题之一。
它叫“细胞分化的不可逆性”，或者更严谨地说“表观遗传景观的锁定”。
1957年，英国发育生物学家康拉德·沃丁顿提出了著名的表观遗传景观（Eigeidscae）模型。
他把细胞分化比作一颗球从山顶滚落。
最初在山顶时，球可以选择任何沟槽即任何一种细胞命运。
但一旦滚入某条沟槽，周围的山势即基因调控网络会形成壁垒，阻止球滚回山顶或跳入其他沟槽。
这个富有诗意的比喻，精准地描绘了细胞分化的不可逆性。
但当时的沃丁顿并不知道其背后的分子机制是什么。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表观遗传学的兴起，科学家才逐渐发现。
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染色质重塑构成了这套“锁”的物理基础。
分化过程中，细胞会系统性地给不需要的基因加上抑制性修饰，同时给需要表达的基因加上激活修饰。
这些修饰在细胞分裂时会被复制酶系统忠实地传递给子代细胞，形成一种记忆。
正是这套机制，将沃丁顿景观中的沟槽具象化为了分子层面的拉链。
这一认知的突破带来了三重革命性的意义。
首先，它颠覆了细胞命运由基因决定的宿命论。
人们第一次明白，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细胞却可以拥有截然不同且稳定的身份，其核心就在于表观基因组这个软件系统。
DNA序列是硬件，是静态的。
而表观遗传修饰是软件，是可编程的。
多莉羊的诞生和iPS细胞技术的成功，都建立在对这一“锁”机制的理解之上。
更重要的是，它为再生医学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既然细胞命运可以被锁住，那理论上就可以被解锁。
2006年，山中伸弥正是因为理解了这套锁定逻辑，才通过导入四个关键转录因子，将已分化的体细胞重编程回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状态。
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2012年诺贝尔奖。
如今，全世界无数实验室都在研究如何更高效、更安全地打开这套锁，以修复受损的组织和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