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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拽着奶奶的袄袖子晃来晃去，脚在炕沿上耷拉着蹭来蹭去，嘴里一个劲儿地磨：“奶，你就给我讲一个呗，就讲一个，我保证听完就睡觉，绝不闹腾。”
奶奶手里攥着烟袋锅子，往炕沿上的铜烟笸箩里磕了磕烟灰，斜眼瞅我：“小崽子白天疯跑一天，这晩上精神头还这么足？听啥听，那些老事儿有啥好听的，吓着你再哭叽尿嚎的。”
“我才不哭呢！”我把胸脯挺得老高，伸手去够烟笸箩里的洋火，被奶奶一巴掌拍在手背上，“别动洋火，小心烧着你。”
“那你给我讲故事我就不动。”我趁机耍赖，往她怀里一钻，鼻子里闻着她身上的烟叶子味和皂角味，暖乎乎的，“就讲西边甸子的事儿呗，我听二柱子说那边以前出过事儿，他奶不告诉他。”
奶奶的手顿了顿，又捏起一撮烟叶子按进烟袋锅，划根洋火点着，深吸一口，烟圈慢悠悠从鼻子里冒出来，在煤油灯的光里打了个转。外屋传来爷爷搓麻绳的声响，哗啦哗啦的，伴着风刮过窗户纸的呜呜声。
“那事儿啊……”奶奶慢悠悠开口，声音压得低了点，“说起来可有年头了，还是生产队那时候的事儿，你爷那时候还当记工员呢。”
我赶紧把身子坐直，手攥着炕席的边儿，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奶奶。
那时候刚入秋，庄稼收得差不多了，队里就张罗着烧荒。西边那片大荒甸子，年年都得烧一回，烧完的草灰肥地，来年开春种豆子长得旺。烧荒这活儿都是队里的壮劳力去，领头的是老周，就是以前看场院那个周老头，那时候还年轻，四十来岁，胆子大，干啥都往前冲。
烧荒选的是个无风天，头天晚上队里就通知了，家家户户都看好自家孩子，不许往甸子边去。那天吃过早饭，十几个人扛着铁锹、打火把就去了，从甸子南边点的火，顺着往北边烧，人都跟着火头走，一边走一边打防火道，怕火窜到边上的林子里。
烧到快晌午的时候，火头到了甸子中间那片柳毛丛边上。那地方洼，草长得密，还有几棵老柳树，平时没人往那边去，草棵子深的地方能没过人腰。老周当时就说，这片得小心点，别把柳树引着了，正说着呢，就听见柳毛丛里隐隐约约有喊声。
一开始大伙都以为是风声，没当回事，那火呼呼响，风声裹着火声，啥动静都听不真切。可那喊声越来越清楚，是个男人的声儿，哑着嗓子喊“救命”，一声比一声弱。
老周当时脸就变了，喊了声“坏了，里面有人！”，抄起铁锹就往火里冲。边上的人赶紧拉他，说火这么大进去就是送死，可老周那脾气上来了，说啥也要救，几个人拦不住，就跟着他一起扑火，想开出一条道来。
可那草干得厉害，见火就着，风虽然不大，但架不住草密，火窜得比人跑的还快。等他们好不容易扑开一条小缝往里瞅的时候，那喊声已经没了。就看见柳毛丛中间有个破草窝棚，已经烧塌架了，黑乎乎的一团，也分不清是草还是人，冒着黑烟，一股子焦糊味，闻着直恶心。
大伙都傻了，谁也不知道这草甸子里还藏着人。那时候逃荒的多，常有外乡人路过，有的找不着活干，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搭个窝棚住，挖点野菜打点野物凑合着。可谁也没想到这人能躲在甸子深处，烧荒也没提前出来。
等火慢慢灭了，大伙过去扒拉，就扒出来一具焦黑的尸首，缩成一小团，都烧得不成人形了，身上连件完整的衣裳都没有，也分不清多大岁数，啥长相。边上有个破瓦罐，还有半块糠饼子，都烧得发硬了。
队里派人去公社报了信，公社来人看了看，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是哪的人，就说是个盲流，死了也就死了。当天下午，队里找了几个人，就在甸子北边的土岗子上挖了个坑，用破席子卷吧卷吧就埋了，连个棺材都没有，更别说碑了，就堆了个小土包。
那时候大伙都觉得，就是个外乡人，死了也就死了，埋了就完事了，谁也没往心里去。老周心里不得劲，总说要是早点听见动静就好了，还偷偷去土包那烧了两张黄纸，念叨了几句。
谁知道，这事儿才刚开头。
头一个出事儿的就是老周。那时候他看场院，场院就在甸子边上，离埋人的那个土岗子二里地不到。场院边上有个小土房，看场院的就住那儿，夜里得起来转几圈，怕有人偷粮食，也怕牲口进去祸害。
出事那天是头七，老周晚上在场院房里就着咸菜喝了两盅小酒，约莫着二更天了，就披上棉袄出去转。那天有月亮，不算太黑，场院里的麦秸垛、苞米棒子堆都看得清清楚楚。
转着转着，老周就听见麦秸垛那边有动静，窸窸窣窣的，像是有人在扒拉柴火。他以为是村里的半大孩子偷柴火，就喊了一声：“谁在那儿！”
那动静一下子就停了。
老周拿着马灯往那边照，灯光晃过去，啥也没有，麦秸垛好好的，连个豁口都没有。他嘟囔了一句“听错了”，转身往回走。
刚走两步，身后又传来那动静，比刚才还响，像是有人在麦秸垛上蹭，沙沙的。
老周心里有点发毛，他在这看了好几年场院，从来没遇见过这事儿。他攥紧手里的铁锹，猛地一回头，马灯举得高高的。
还是没人。
可这回他看清了，麦秸垛中间，有一块地方发黑，像是被火燎过似的，还冒着点淡淡的白烟。那烟不是柴火烟的黄颜色，是发灰的，飘得特别慢，闻着有股子焦糊味，跟那天烧死人的味儿一模一样。
老周当时后背就凉了。他壮着胆子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发黑的地方，烫手，真的是烧过的，可周围连个火星子都没有，也没人点火，好好的麦秸垛怎么自己就燎了一块？
他站在那儿琢磨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只当是白天太阳晒得太足，柴火自燃了。他找了点湿土压在上面，又围着麦秸垛转了两圈，确定没火星了，才回屋。
进屋刚坐下，还没等端起茶缸，就听见外面有咳嗽声。
不是正常人的咳嗽，是那种嗓子里像堵了东西，又干又哑，呼哧呼哧的，咳得特别费劲，像是嗓子被烧坏了似的。
老周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
场院就他一个人，门是插着的，院子的栅栏门也锁了，谁能进来？
他抓起墙上挂着的镰刀，贴着门缝往外瞅。月光底下，院子里空空的，连个影子都没有。可那咳嗽声就在耳边，一声接一声，像是就站在窗户根底下。
紧接着，就听见“啪嗒”一声，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窗户纸。
老周吓得一哆嗦，马灯的火苗子都晃了晃。他屏住呼吸，就看见窗户纸上，慢慢映上来一个影子。
那影子不高，有点佝偻，头圆圆的，像是没长头发，一只手抬着，正贴在窗户纸上。那手的影子特别怪，手指头分不清个数，团成一团，像是粘在一起了似的。
老周攥着镰刀的手都出汗了，他咬了咬牙，猛地大喝一声：“谁！再不走我砍你了！”
他这一嗓子喊得特别响，自己耳朵都嗡嗡的。喊完之后，外面的咳嗽声停了，窗户上的影子也慢慢淡了下去。
老周不敢开门，就举着马灯在屋里守着，一直守到鸡叫头遍，天蒙蒙亮了，才敢开门出去。
出去一看，窗户纸上啥也没有，地上也干干净净。可走到窗户根底下，他脚底下一滑，低头一看，窗台下的土面上，有个脚印。
那脚印不是踩出来的，是烫出来的。土都焦了，发黑，硬邦邦的，形状像个光脚的脚印，脚趾头都粘在一起，短短的，往里缩着。
老周当时腿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这才反应过来，昨天是头七，那个烧死的外乡人，回来了。
奶奶说到这儿，烟袋锅子灭了，她又划根洋火点上，火苗子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我往她身边凑了凑，手紧紧抓着她的胳膊，小声问：“奶，那、那后来呢？他还来吗？”
奶奶吐了口烟，拍了拍我的手：“哪能那么容易就走啊，横死的人，又是烧死的，身上火气重，怨气也重，哪能说消停就消停。”
老周第二天一早就回屯里了，跟队里队长说了这事儿。队长一开始还不信，说老周是喝酒喝多了看花眼了，哪有什么鬼啊神的。可架不住老周说的有鼻子有眼，还有窗台下那个焦脚印，队里好几个人都去看了，确实是烫出来的，谁也说不明白是咋回事。
队长就说，可能是那外乡人死得憋屈，没人给送钱，就回来闹腾。让老周晚上别去场院住了，换个人去。可换谁谁都不愿意去啊，谁也不想沾这晦气事儿。最后没办法，队长就找了两个胆子大的小伙子，陪着老周一起去，三个人作伴，总比一个人强。
那两个小伙子，一个叫大刚，一个叫建国，都是二十出头的愣头青，天不怕地不怕，说啥“不就是个烧死的吗，真来了我们俩揍他”。老周劝他们别大意，俩人还不当回事。
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去了场院房。带了两盏马灯，还有几根粗棒子，又搬了半袋沙子放在门口，以防着火。
头半夜啥事儿没有，三个人坐在炕上唠嗑，吃着炒瓜子，喝着热水，大刚和建国还笑话老周胆子小。老周也不反驳，就吧嗒吧嗒抽烟，眼睛时不时往窗户那边瞟。
到了后半夜，约莫着三更天了，外面起风了，呜呜的，刮得场院的柴火垛哗哗响。大刚和建国都有点困了，打哈欠，说“哪有啥东西啊，周叔你就是想多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吱呀”一声。
是栅栏门的声音。
三个人一下子就精神了。老周“嘘”了一声，示意他俩别出声。屋里的马灯都拧小了光，黑乎乎的，就听见那栅栏门慢慢被推开的声音，还有脚步声。
那脚步声特别沉，拖拖拉拉的，像是脚抬不起来，蹭着地面走，一步一顿的。走一步，就听见“滋啦”一声，像是烧红的烙铁按在土里的声音。
脚步声越来越近，一直走到窗户根底下，停住了。
屋里三个人大气都不敢喘。大刚和建国脸都白了，紧紧攥着手里的棒子，眼睛瞪得溜圆瞅着窗户。
就听见外面那人，又开始咳嗽了。
呼哧、呼哧，嗓子里像拉风箱似的，带着烧干了的杂音，咳一下，停一下，像是喘不上气来。
紧接着，窗户纸又热了起来。隔着一层纸，都能感觉到一股热气往屋里扑，烤得人脸疼。
建国沉不住气了，小声说：“啥玩意儿啊，这么热？”
老周赶紧摆手，不让他说话。可已经晚了，外面的咳嗽声停了。
然后，就听见一个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从沙子里磨出来的，一字一顿地说：“水……给我点水……”
那声音特别慢，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子焦糊味，听得人牙根子发酸。
大刚吓得一哆嗦，手里的棒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外面的声音顿了顿，然后，一只手，从窗户缝里伸了进来。
我听到这儿，猛地往奶奶怀里一缩，捂住了眼睛，又忍不住从指缝里往外看：“奶……手、手啥样啊？”
奶奶叹口气，伸手把我露在外面的脚往被窝里塞了塞：“啥样？烧得都没人样了呗。”
那手根本就看不出是手。皮肉都焦了，黑糊糊的，手指头粘在一起，像是融化了又凝固住，指甲都烧没了，露着里头发黑的骨头。皮肤上裂着一道道的口子，往外冒着火星子，一伸进来，屋里瞬间就弥漫开一股子烧皮肉的焦糊味，熏得人直恶心。
那手在窗户台上摸索着，碰到啥啥就冒烟。窗台上放着个粗瓷大碗，是老周晚上喝水用的，那手一碰到碗沿，“滋啦”一声，瓷碗都烫裂了一道缝。
建国吓得嗷一嗓子，抄起棒子就往那手上砸。棒子砸上去，就跟砸在石头上似的，“梆”的一声，那手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在那儿摸索。
老周到底是年纪大，稳得住，他抓起炕上的酒壶，拧开盖，照着那手就泼了过去。
酒是六十度的烧刀子，一泼上去，“呼”地一下就着了，蓝色的火苗子顺着那手往上窜。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惨叫，那声音尖利得不像人声，刺得人耳朵疼。那手猛地缩了回去，窗外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拖拖拉拉地往远处去了。
三个人在屋里缓了半天，才敢点灯。灯一点着，就看见窗户台上黑糊糊一片，都是焦印子，那个粗瓷碗裂成了两半，地上还掉着几块焦黑的皮，像是从那手上掉下来的，还冒着淡淡的烟。
大刚和建国这回是真怕了，说啥也不在这儿待了，连夜就跑回屯里了。老周也待不住，锁上门跟着一起回去了。
第二天这事儿就传开了，整个屯子都炸锅了。家家户户都害怕，天一黑就插门，孩子哭都不敢大声哄。队里也着急，这眼看就要收秋了，场院没人看哪行啊，粮食都堆在那儿，真要是着了火，一年的收成就没了。
队长找了屯里几个老人商量。那时候屯里也没啥会看事儿的，就是老人经历得多，懂点老规矩。有个张老头，七十多了，辈份最高，他说：“这是横死的孤魂野鬼，无家无业的，又死在火里，身上火气不消，就到处找水找柴火。你们当初埋得也潦草，连个正经坟头都没有，他不安生，自然就出来闹腾。”
大伙就问咋办，张老头说：“也没啥好办法，他就是死得冤，缺衣少食的。你们凑点钱，买点黄纸、纸钱，再扎个纸人纸马，糊个小房子，晚上去他坟那儿烧了，再摆点水和干粮，跟他好好说说，让他拿了东西就安生待着，别往屯里来，别吓唬人。”
那时候人都朴实，说凑钱就凑钱，你家出一毛我家出五分，凑了几块钱，托人去公社供销社买了黄纸、香烛，又找了会扎纸活的，糊了个小纸房子，还有纸衣服、纸鞋子。
选了个晚上，队长带着老周和几个社员，拎着东西就去甸子北边的土岗子了。到了那儿，先摆上一碗凉水，几个玉米面饼子，又点上香，把黄纸、纸活都点着了。
老周蹲在坟前，一边烧纸一边念叨：“这位兄弟，那天烧荒是我们没注意，对不住你。你死在这儿，也回不了家，我们给你送点钱和东西，你拿着，在那边好好过日子。场院那边你就别去了，屯里都是老实人，你也别吓唬他们。缺啥少啥的，你就托个梦，我们再给你送。”
纸烧了半天，才慢慢烧完。那天也怪，一点风都没有，纸灰都在坟头打旋，不往别处飘。烧完之后，几个人又等了一会儿，见没啥动静，就回来了。
还真别说，烧完纸之后，连着七八天，场院都安安静静的，啥事儿都没有。老周又搬回场院房住了，夜里也听不见咳嗽声，也没再看见黑影。屯里人都松了口气，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谁知道，好景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