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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盘腿坐在炕梢，手里纳着鞋底，麻绳穿过三层白布的声音沙沙地响，一下一下，跟外头风吹杨树叶的动静掺在一块儿。我趴在炕沿，下巴垫着叠了两层的旧棉袄，眼睛盯着她手里那根钢针。外屋地传来爷爷搓苞米的哗啦声，间或夹杂着烟袋锅子磕在炕沿上的闷响。奶奶的针忽然慢了下来，她抬眼往窗户外头瞟了一下，黑沉沉的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玻璃上蒙着的一层哈气泛着白蒙蒙的光。她低下头，针又扎进布里，可我知道，她要讲事儿了。
这事儿搁在心里头三十多年了，屯子里上岁数的都知道，年轻人不信，总说是老人们瞎编排。可真见过的人，一个个要么落下病根儿，要么改了性子，由不得你不信。那辆四路汽车，说起来话长。
早些年屯子还没现在这么些砖瓦房，往东走二里地是一片乱葬岗子，埋的都是些没家没口的、横死的、早年逃荒死在路上的，坟头一个挨一个，夏天荒草长得比人还高。再往远就是老林子，黑森森的，白天进去都容易迷路。屯子里的人要去镇上，得走那条砂石路，坑坑洼洼的，下雨天烂泥能没到脚脖子。
后来矿上效益好了，工人多，三班倒，从家属院到矿上十来里地，走着不方便。矿上就掏钱买了辆旧客车，绿漆的，跑通勤。原先镇上有个三路车，矿上这趟就编了个四路。就一辆车，司机是矿上的老周，五十出头，瘦高个儿，脸总是黑着，话少，一天说不了十句话。老周以前是开大货车的，跑长途出了点事儿，腿受了伤，就回矿上开通勤了。
那车是真破，绿漆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底下锈黄的铁皮。窗户碎了三块，都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呼哒呼哒响。冬天漏风，车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工人都裹着棉大衣挤在一块儿。夏天更遭罪，塑料布闷得慌，车里一股子汗味儿混着柴油味儿。
四路车每天跑六趟，早中晚各两班，最后一班是后半夜两点，接矿上下夜班的工人回家属院。老周开得稳，从没出过啥事儿，就是话少，乘客上车下车他都不吱声，眼睛就盯着前面的路。
出事那天是腊月初八，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吐口唾沫落地就能成冰。白天飘了点清雪，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溜滑。后半夜两点，老周开着车从家属院出发，往矿上去接下夜班的。车上坐了七个工人，都是刚上完白班，回家属院睡觉的，一个个困得东倒西歪，靠在椅背上打盹。
车开到西大坡的时候出的事儿。那坡又长又陡，坡底下是条河，叫二道河，河上有座石桥，年头久了，栏杆都断了好几根。那地方本来就邪性，年年冬天都有人在那儿摔着，骑自行车的、走路的，滑下坡摔断胳膊腿的每年都有好几个。老周开了快半年，天天走这坡，熟得很，每次都挂着低档慢慢溜。
可那天邪门了。老周踩着刹车往下溜，溜到半坡，刹车突然就软了。他后来跟人描述过，就跟踩在棉花上似的，一点阻力都没有。老周当时汗就下来了，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汗顺着额头往下淌。他玩命拉手刹，手刹拉到底也不管用，车轮子还在转，越滑越快。
车里的工人也觉出不对了，车速越来越快，风从塑料布的缝隙里灌进来，呼呼响。有人喊了一声咋回事儿，话音还没落，车就开始打滑，横着往路边甩。
老周把方向盘往死里打，想往路边的雪窝子里蹭，借雪减速。可车速太快了，冰面上根本抓不住，车头一甩，直接就横着拍在了石桥栏杆上。
一声，石栏杆断了三大截。车头半个悬在桥外面，底下就是冻得硬邦邦的河面。车卡在那儿晃了两下，然后一声，整个翻了下去，从桥上砸到了河面上。
冰面当时就砸裂了，半个车身沉进了冰水里。腊月的河水，冰冷刺骨，掉进去几分钟人就冻僵了。
等第二天早上有赶早集的路过，才发现桥栏杆断了，河面上翻着个绿客车。那人赶紧跑回屯子里喊人，等大伙砸开冰把人捞上来，车里八个人，七个工人加上老周，全硬了。
最惨的是坐在前排的两个，翻车的时候从挡风玻璃甩了出去，脑袋撞在桥下的石头上，都摔烂了，冻在冰里，抠了半天才抠出来。还有一个工人，被压在座位底下，捞上来的时候浑身都是碎玻璃，脸都划得看不清模样了。
老周被卡在驾驶座上，方向盘顶在胸口，肋骨断了好几根，戳进了肺里。他眼睛还睁着，直直地盯着前方，手还攥着方向盘，掰都掰不开。
矿上派人来处理后事，车从冰里吊上来，拖到了镇上的火葬场，扔在后院的废铁堆里。人都拉去了火葬场，当天就火化了。家属哭天抢地的，矿上给赔了钱，可人死了，要钱有啥用。
按说这就是一起车祸，那年头路不好，车也破，出事儿不稀奇。屯子里的人念叨了几天，说可惜了，都是正当年的汉子，说没就没了。念叨完了，日子该过还得过，慢慢也就没人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