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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裹着厚棉袄坐在炕头，眼睛盯着奶奶手里纳了一半的鞋底，磨着她再讲一个故事。爷爷坐在炕梢抽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暗，屋里只有灯油滋滋的响。奶奶抬眼瞪我一下，说小孩子家家别总听那些吓人的，我不依，晃着她的胳膊撒娇。奶奶叹口气，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开口讲了一桩她年轻时候亲眼听过的怪事。
那是她嫁过来第三年的秋天，雨水少，山货结得稠，周边屯子的人都往山里钻，采蘑菇、摘五味子、挖婆婆丁，晒干了送到公社供销社，能换点盐钱和布票。事儿出在邻屯，离我们这儿十几里地，靠山根儿，屯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大半都姓王。出事的人叫王福，五十出头，光棍一条，爹娘死得早，自己守着屯西头三间土坯房过活。
王福人老实，话不多，三脚踹不出个屁，但是干活实在，谁家盖房子、抹墙头、打柴禾，喊他一声就到，不用给工钱，管顿苞米面饼子就咸菜就行。他平时就靠赶山过日子，春天挖药材，夏天采蘑菇，秋天捡核桃，冬天套兔子，手脚干净，不偷不摸，屯子里的人都挺待见他，谁家蒸了窝头、腌了酸菜，都愿意给他送一碗。
出事头天下午，王福还在屯口碰到了队里的会计，说第二天约着一起上西坡采五味子，那坡上五味子厚，红通通一片，一天能采半筐。会计答应了，说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在屯口集合。结果第二天天亮了，会计在屯口等了快半个钟头，也没见王福过来。
会计以为他睡过了头，就往他家走。王福家院门从来不上闩，就用个木棍顶着，会计推开门，喊了两声，屋里没人应。窗户纸糊得严实，看不见里面，会计就绕到窗户边，用手指头沾了点唾沫，捅开个小窟窿往里看，屋里空落落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锅台冰凉，不像有人的样子。
会计心里犯嘀咕，这人能去哪儿呢？莫不是自己先上山了？他回到屯口，又叫上两个早起拾粪的老头，三个人顺着官道往西坡走，边走边喊王福的名字，山坳里回音嗡嗡的，没人答应。走到山脚下的拐弯处，走在最前面的老头突然停住了，指着沟底说，你们看那是啥？
沟不深，也就一人多高，底下铺着一层落叶和碎石。三个人探着身子往下看，就见沟底趴着个人，穿着蓝布褂子，后背对着他们，头上戴着破毡帽，正是王福。会计喊了两声，底下的人一动不动。
仨人赶紧绕到沟底，跑过去把人翻过来，当时就心里一沉。王福脸上都是血，额头上磕了个大口子，血都凝住了，脸白得像纸，伸手摸鼻子，一点气都没有，浑身硬邦邦的，已经凉透了。
旁边有个被踩滑的土印子，看样子是他早上赶山路，走得急，没留神脚下打滑，从沟沿上摔下来，后脑勺磕在了石头上，当场就没了气。看尸身的僵硬程度，死了少说有三四个钟头了。
仨人叹了口气，真是人命不由人，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他们没敢动尸体，赶紧跑回屯子报信。生产队长一听，赶紧召集了几个老爷们，拿了门板和绳子，去山脚下把王福抬了回来。
屯子里的赤脚大夫也来了，翻了翻眼皮，摸了摸脉搏，又看了看头上的伤，摇着头说不行了，颅骨都摔碎了，没救了，准备后事吧。
王福没儿没女，也没近亲，丧事只能队里张罗。队长让各家凑了点钱，又从队里支出一部分，去供销社买了口薄松木棺材，不算好，但是也体面，又扯了几尺蓝布，做了身寿衣。就在他家院子里搭了个灵棚，棺材停在中间，按规矩停灵三天，让屯子里的人吊唁吊唁，再下葬。
屯子里的人都过来帮忙，女的帮着缝寿衣、叠纸钱，男的搭灵棚、打墓坑，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好好一个人，就这么走了。奶奶那时候刚嫁过来不久，也跟着过去帮忙，给守灵的人蒸窝头、烧开水，所以这事儿她知道得特别清楚。
头天晚上守灵，安排了四个老爷们，两班倒，前半夜俩，后半夜俩。前半夜是两个年轻小伙子，刚二十出头，胆子大，坐在灵棚里喝酒唠嗑，啥事儿没有，一直到后半夜两点，换班的人来了，他俩才打着哈欠回家。
换班的是老李和老张，都四十多岁，屯子里的老户，平时也常帮人守灵，见得多了，没当回事。俩人坐在灵棚里的长凳上，就着一碟咸花生，抽着旱烟唠家常。灵棚中间摆着棺材，盖没钉死，就虚掩着，王福脸上盖着张黄表纸，身上穿着寿衣，安安静静躺在里面。
后半夜两点多，正是天最黑、最熬人的时候，老李困得直点头，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啄米的鸡。老张坐得腰发酸，就站起来，说出去撒泡尿，活动活动。
外面凉飕飕的，秋风吹得灵棚的白布哗啦哗啦响，天上没月亮，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老张走到灵棚旁边的墙根，解开裤腰带撒尿，冷风一吹，他打了个寒颤，浑身起鸡皮疙瘩。撒完尿，他刚要往回走，就听灵棚里传来吱呀一声。